首先声明，本人刘世春（实名）是地地道道的安徽安庆人。虽然祖籍芜湖，但生在安庆长在安庆，深受皖风宜韵的熏陶；对安庆充满感情，也包括其所辖的3区8县（市）。
然而，凡事就怕然而；接下来本人要对隔壁的铜陵划走原属安庆管辖的枞阳而大声叫好，还要旗帜鲜明地给时任安庆市委书记虞爱华（现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长。为方便计，仍以时任职务称呼，下同）平反。虞爱华书记不但不是安庆的千古罪人，反而是安庆的千秋功臣！要问这是为什么？就请各位看官耐心看完本人从惊愕到难过到不理解到严重抵触再到心悦诚服的心路历程（前方高能预警，距离划转真相揭开还有6000字，距离更深内幕揭开还有14000字；如因追看到底而累出椎骨病，药费一律自理）。
话说2016年1月4日当天，由于安庆电视台故意扣着不发有关枞阳被划转的新闻，又由于本人从来不看安庆新闻（只顾钻在党史/军史/社会史/商业史/产品史的故纸堆里出不来），以致对此事严重后知后觉。但不管怎么讲，责任都得由安庆电视台负，谁叫你故意不播的。
等到2016年8月我从安徽新闻联播有关铜陵江北新城的报道辗转得知实情后，那自然是黄花菜凉成了“菜花黄”；却也令我“痴子忙”起来。凭什么把大好枞阳划给铜陵？完全没有天理！接下来，再看到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王学军（现已光荣退休。为方便计，仍以时任职务称呼，下同）就此事接受某新媒体记者采访的报道，越发令我愤懑难当、郁闷无比。
王学军书记在采访中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铜陵为全国面积最小的地级市，需要发展空间。二是铜陵比安庆富。对于第一点，我还有点想法；但对于第二点，却是不得不认同。因为众所周知，铜陵是省内人均GDP的冠军。我转而对安庆怒其不争，为什么你就搞不好呢？难怪被铜陵割肉。沮丧之下，我几天都没睡好觉。
本着现实主义原则，我试着接受枞阳被划转的事实，但在内心里就是说服不了自己；僵持不下之际，突然脑子一激灵。为什么不能接受？根本是枞阳划转的理由压根就不成立！这也正是当初我对王学军书记列举的第一点理由有想法的原因所在。再推下去，甚至第二条理由也站不住脚。我越想越兴奋，开始系统组织反驳理由。
对于第一点，其实很好驳。因为小往往与弱相关联，全国最小基本意味着全省全国最弱；既然最小最弱，那么划转之举显而易见就是保小保弱，而非做大做强。所以，这是逆潮流而动，开改革的倒车，尤其是在十八大之后开改革的倒车。
对于第二点，看似有理，其实无理。因为这根本是拿光棍与已婚者比富。光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自然显得有钱；而已婚者拖家带口，再能挣钱也显得没钱了。回到两家的对比，铜陵只辖一个郊县，大马拉小车，自然显得有钱。而安庆下辖多个国家级贫困县，自然在人均GDP这一单一指标上吃亏。
但如果抽出最核心的城区进行对等比较，即便没有具体数据做支撑，仅凭一般人的印象也能知道安庆在人均GDP指标方面至少是旗鼓相当，反超也非小概率。特别是如果进行综合性全面性比较，那铜陵不知差到哪里去了；莫说甩开一条街，就是甩到江对岸也不在话下（当然，它本来就在安庆的江对岸，只不过不是正对岸）。
首先是建成区面积差距明显（安庆93.52平方公里VS铜陵72.89平方公里，2016数据），这种比辽宁号起飞甲板还硬的硬指标谁敢不服？其次是GDP体量相差巨大（安庆1613.2亿VS铜陵721.3亿，2015数据）。再其次是建制史（设府史）、名气、文化底蕴方面相差巨大。随便数一数，安庆就有古皖国所在地、汉武帝封禅地、安徽原省会、黄梅戏兴盛地、京剧发源地、桐城派所在地、太平天国主战场之一、洋务运动发源地之一、辛亥革命策源地之一、第一任党总书记家乡、第二大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之一部、毛主席唯一视察过的中学、金庸武侠唯一提及的安徽地名等。而铜陵能拿得出手的就只有青铜文化发源地之一。再再其次是长江大桥数量、上市公司数量、高等教育机构数量、二甲以上医疗机构数量、港口吞吐量、用电量等的差异，这些指标铜陵哪一样能排在前面？
所以，以人均GDP单一指标进行比较就是标标准准、彻头彻尾的以偏概全。
还有，为什么只给铜陵想要的跨江发展空间，却不给安庆想要的跨江发展空间，道理何在？再有，为什么铜陵要撤销狮子山区，是不是该区原本就不够资格？而在撤区后只剩一个主城区的它事实上就是个县级市，凭什么抢夺地级市的地盘？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绝对是一起冤得不能再冤、错得不能再错的案子。根本不是什么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城市规模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有利于完善部分市市辖区结构、有利于优化生产力布局），而是三个不利于（不利于做强做大、不利于末位淘汰、不利于公平公正）。不管是偏心还是糊涂，省里都难辞其咎。
但再怎么有意见，我也不敢朝省里撒气；毕竟它是安庆的顶头上司，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咱还是懂的。我只能转过头去恨铜陵，天底下还有比你更坏的吗？难道你就不怕做坏事的报应吗？难道你就不怕我把你制造的冤假错案捅出去吗？越想越气之下，我开始生出揭发铜陵、喊冤安庆的念头。
该怎样喊冤呢？
虽然相比古代拦轿喊冤的艰难，现今有更方便快捷的互联网；但纵观网上大批石沉大海的喊冤贴，显然喊冤也需要创新。
思来想去，最终本人决定以最拿手的曲艺本领创作喊冤小品《告御状》。只因满怀悲愤，写起来就收不住；最终字数高达1.2万字，也算创了小品界的字数纪录（而同期所作的有关安庆创建“中国地级第一市”的歌颂性小品4则加起来也才1.3万字，这大概就是“伤悲造勇士、愤怒出诗人”的真实写照吧）。
由于《告御状》字数太多，显然没法在本贴进行全文展示，而只能摘抄少量金句以供赏析：
1、一再轻视贬损之下，安实不安，徽已无徽。
2、那只能说是历史遗憾，从此安徽断了根、失了魂。
3、全国最小的乌纱帽不是铁打的，最小的知府更不是铁帽子王！
4、我安庆府虽然缺省爹疼少央妈爱，唯独不缺忠义之士。只要枞阳一日不回归安庆，我等乡民就一日不停止告状。我之身后，自有乡邻接力来告；乡邻身后，还有宗亲；宗亲身后，还有子孙；子子孙孙，无穷尽焉。
5、有多少我都奉陪到底，哪怕将枞阳变成克里米亚。
反复打磨定稿后，我开始自我陶醉起来。就凭这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一定能将那以小欺大、以弱欺强、以寡欺众的撮尔铜陵打回原形（原先归属安庆的情形）。这就叫“你敢咬我一口，我就敢把你一锅端”。
陶醉到最后，我甚至做起美梦来。“铜呆子”，你不是总吹嘘你那破桥是皖江第一桥吗？收编之后不但荣誉归属我大安庆，就连名字也得改，改成安铜长江大桥；这就叫“安庆压顶，铜陵弯腰”。还有，江北飞地的铜陵二十中也得改，改回普济圩中学的原名。至于江南本部的所有街道乡村厂矿全称前面统统加上安庆市的前缀，哪一块不改我们就把哪一块变成克里米亚（迁走原住民换成自己人）。
只可惜，美梦虽美，现实却很残酷。等到我拿着稿件去往工人文化宫、市文化馆、区文化馆、师大、戏校、曲艺家协会、文联、黄梅剧团、京话剧团等单位寻求演员支持时，无一例外遭到婉拒或谢绝；理由一言以蔽之就是“你的稿子很好，可惜我们单位不方便出面又或者不具备条件”。
我那个气呀，真想指着鼻子问他们“你们还是安庆人吗？你们还是安庆的单位吗？你们还想不想为安庆好？”。但是再生气也没用，因为地位的不对等决定我只能接受他们的无视和轻慢，而不是他们接受我的特立独行和非主流。既然如此，我也只能默默咽下被体制抛弃的苦果。
谁叫咱是体制的弃儿呢？谁叫咱是什么都不懂、啥事干不成的废物呢？
当然，由于人生道路上遭遇过太多的失败，再多一次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短暂沉沦之后，我又振作精神琢磨出“阴谋颠覆地方政权”（即遍贴呼吁撤销铜陵地级市建制的海报）的噱头来。这个噱头绝对吸引眼球；但因需要到拘留所体验生活，而本人弱不禁风的小身板能否扛得住还得打个问号。最终，这个方案不出意外地也歇了菜。
看到这里，各位看官终于明白为什么本人自诩“什么都不懂、啥事干不成”了吧。因为书呆子就是书呆子；虽然考起试来可以满分高分，讲起大道理来可以头头是道，就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也正是古语所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根本原因所在；又由于书呆子是把书读迂读傻的秀才，喊起冤来越发得九年不成。
不过，对于横下一条心要把喊冤进行到底的我来说，九年就九年；反正有念想总是好的，万一要是实现了呢？接下来，我又生出一计——“刺杀”王学军。本来，早在创作《告御状》时因表述辛亥义士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事迹就有过类似的一闪念。但因需要搭上自家性命，对于咱这种一贯贪生怕死的俗人来说显然不可取；尤其喊冤的根本目的在于炒作个人名气，以性命换名气岂非本末倒置？所以，这个念头也只能是一闪而过。
等到前面的几番不成事过后；我突然想到，其实不需要搭上性命来真的，用现今最时髦的行为艺术做个样子也行。尤其王学军书记已经退休，安保级别肯定会降低；只要找准他外出散步的机会迎头泼上一瓶红墨水，就能制造头破血流的逼真效果；再撒上一堆《十问王学军》的传单，假喊冤真炒作的不纯动机不就可以得逞了吗？
看起来，这个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方案完美到极点。然而，书呆子“什么都不懂、啥事干不成”的魔咒再次应验。等到我从网上搜索王学军书记退休后的行动轨迹时却发现他居然还在合肥，这就不好办了。在省里的主场搞事，会有好果子吃吗？
为了不吃坏果子，我只能继续想辙。一番琢磨下来，又想出两条计策；一是到祖国心脏的心脏地带举冤字牌喊冤，一是到监察部举报。对于前者，副作用极大，后果尤其严重，实属想都不该想的大谬。而对于后者，还真是可行之道；尤其十八大以来监察部查处了大量贪官污吏，实在大快人心。对，举报去。
但是问题又来了。作为一个成天与电脑电视为伴的超级宅男来说，既不掌握内幕，也没听过小道消息，拿什么去告？搜肠刮肚之下，我忽然想起蓝田股份的案例。作为举报者的本家刘姝威不是也没掌握内幕，硬是靠公开数据资料再加严谨分析就找出蓝田其实靠银行贷款维持运转的真相吗？
对！她行我也行。
我再次鼓起满腔热忱展开对划转黑幕资料的搜索。比如说，为什么本地电信网在半年后就能进行交割，是不是提前一年做了计划，其中有没有内幕可挖？再比如说，为什么原先王学军书记接受某新媒体采访的报道现在找不到了，是不是有谁在故意施压又或者想毁灭证据？但是管你怎么删怎么除，还是有迹可循的。因为该媒体记者还对时任铜陵市委书记宋国权（现任合肥市委书记。为方便计，仍以时任职务称呼，下同）进行了采访。既然针对的是同一件事，那么记者即便不是同一人，至少也该知道是谁采访的。所以，这条线索说不定就能成为推倒整个多米诺阵列的第一张骨牌。
终于见到曙光了！
再往下搜，我又搜到很多评论和报道，尤其是涉及前次区划调整方面。如《小康财智》的“安徽区划调整后的雄心”、《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三分巢湖：安徽在下一步大棋”、《经济观察报》的“此次巢湖的调整，是未来几年安徽省行政区划大调整的开始”、安徽省政府参事程必定的“以行政区划调整释放生产力”、《市场星报》的“区划调整，大城之梦”、安徽省财政厅课题组的“安徽行政区划大构想”以及某局座博客（为保护计，其姓名恕本人不能透露）等。
因为白天忙于搜索和下载，我也没顾上细看；等到晚上回看时，突然又是脑子一激灵。天哪，我都在做着什么傻事？平时研究失败案例所获的失败学心得都喂了狗吗？光顾说别人以偏概全怎么就没想到自己才是以偏概全呢？怎么就看不出省里其实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呢？怎么就看不出枞阳其实是借给铜陵的呢？
为什么说省里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道理很简单。综合以上资料来看，由于地级市数量偏多、行政管理幅度过小、行政管理成本偏高的情况十分突出，省里也只能痛下杀手率先在全国展开伤筋动骨式的区划调整。一是将地级市数量由17个减至14个，一是统筹解决跨江发展、飞地、插花、犬牙交错、市县离心、市县同名、强市不大/大市不强等问题。
显然，省里的想法比我高明得多、全面得多。我所能想到的省里都已想到，而我没想到的省里也想到了；高下立判，不得不服（其实，原本就没资格比。屁民怎能与省府中枢相提并论呢？此话貌似与开场语进行衔接，根本目的在于抬高自己，请鄙视）。
而将枞阳划转/暂借铜陵，更是一步妙棋，甚至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要问神在哪里、妙在哪里，这就得多啰嗦几句。区划调整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说早上省里一拍脑袋做出决定，下午各地市遵照执行就完事。这其中牵涉很多问题。比如凭什么是这个地级市被裁撤，而不是那个地级市被裁撤；又比如说凭什么是这个地级市做出牺牲让步而不是那个地级市做出牺牲让步；还比如说被裁撤的地级市人员如何妥善安排；再比如说所有的调整方案能否在未来的发展实践中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所以，虽然省里下定决心要将区划调整进行到底；但在具体执行时非常谨慎，总体方针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主决策、科学决策、通盘考虑、稳妥推进。从已完成的两步调整方案倒推来看，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思路非常清晰。
以“三分巢湖”为例。由于原地级巢湖市明显弱于合肥和芜湖，也相对弱于马鞍山，所以这个夹在三强当中的塌陷地带被拆分就是必然和首选。但即便是这样一步毫无悬念和异议的棋，却历经动议、研究、完善、实施4个阶段，时间长达10年，横跨4任省委书记的任期。如果不是每任书记都鼎力支持、持续推进，这样一件超级难事就很难变成现实。
写到这里，本人由衷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省里“一张蓝图干到底”、“功成不必在我，铺垫必须有我”的精神点赞！正是因为有了制度优越性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各级领导核心，我市/我省/我国的发展面貌才如此日新月异，我市/我省/我国的发展景象才如此波澜壮阔。反观西方国家，新官上任伊始总是先把前任的政策彻底推翻干净（“为了反对而反对”），导致政策延续性几乎为零；这样肯定完成不了需要长期坚持才有结果的事情，也成为我国古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生动写照。
赞罢制度和精神，咱们还是回到枞阳转隶。由于皖西南片区的情况比环巢湖片区的情况更复杂，不仅调整时机晚于后者，还要分几步走（第一步是划拨普济圩农场，第二步是划转枞阳）。由于分了多步，所以第二步棋乍看起来漏洞百出、错误百出、臭得不能再臭也就不足为奇。但如果与即将展开的第三步棋（拆分池州）结合起来看，那就是妙得不能再妙的棋，即神来之笔。
为什么是神来之笔？
因为它突破了有多少本钱办多少事的思维局限，开创了借地整合的新模式。
为什么说枞阳只是暂借？
道理很简单，省里区划调整的原则之一是解决市县离心问题。姑且不论安庆相比铜陵的巨大优势和桐城派文化的同气连枝；单说枞阳县城到两家城区的距离，离安庆不过10余公里，离铜陵却有近100公里。即便真的把枞阳划给铜陵，它仍然会与铜陵产生离心问题。所以，枞阳只能是暂借而非真给。
看到这里，各位看官又要问了，为什么安庆要把枞阳借给铜陵？
道理同样简单，由于皖西南片区的地级市数量偏多，自然领受一个裁撤指标。这其中安庆是绝对的龙头老大，当然保留，但另两家就不好说了。是铜陵兼并池州，还是池州兼并铜陵，又或者两家合并组建铜池市？三案当中，铜池方案最不可取。据某局座博客介绍，安庆早在30年前的地市合并潮中就曾因对等合并、主次不分、缺乏核心而吃够苦头；不仅两边干部彼此不服，还因之形成小圈子。而据我的了解，前南斯拉夫的解体也是因铁托去世后没有形成新的领导核心（国家领导人由各加盟共和国首脑轮流担任），从而在东欧剧变的大环境下分崩离析、土崩瓦解。可以说，内外教训都十分惨痛深刻。
既然和稀泥方案不可取，那么到底谁该兼并谁呢？
按说铜陵的综合素质更好（建成区面积铜陵72.89平方公里VS池州37.18平方公里，GDP铜陵721.3亿VS池州530.6亿），理应成为铜池一体化的主导者。但基于历史原因它的体量偏小，虽比池州为多，但差距并不大；也就形成不了绝对优势，尤其是令广大池州干部服气的优势。即便它的GDP增幅跑得再快，限于人口的绝对劣势和空间的局促，在短时间内仍然不能与池州拉开足够大的距离。
怎么办？
借枞阳就是必然。
把枞阳借过来后，铜陵的体量可以立竿见影地增肥，与池州的差距由不足40%瞬间拉大到近80%；再加上江北新城的开发，要不了几年就能形成一倍以上的绝对优势。这样再进行整合，阻力就小得多；新铜陵就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派干部，而无需考虑一半对一半的比例平衡。
另一方面，由于安庆的跨江发展空间（东至）需要拆分池州才能实现，出借枞阳加快本片区的整合速度对安庆本身也是有利的（唯一缺点是省内排名降到第四）；等到整合完毕，收回枞阳、重返前三就是一气呵成。当然，由于铜陵跨江发展的现实需要，使得枞阳并不是完整回归，而是留下东部几个乡镇（东乡枞阳）的主体回归、大部回归。
但这样已经够了，咱也不是贪心的人。
接下来，本人要着重谈谈虞爱华书记的功绩。虽然根据跨江发展的精神指引，东乡枞阳可以实际出让给兄弟铜陵。但到底出让几个乡镇才是合适的呢？出让少了，不够铜陵的回转腾挪；出让多了，安庆又受不了，毕竟那是在割肉。
根据铜陵市委党校2013年11月发表在《陕西行政学院学报》的“铜陵市实施跨江发展战略思考”之建议一所圈定的范围（老洲镇、陈瑶湖镇、周潭镇、横埠镇、钱铺乡）与2018年3月网上流传的铜陵郊区区划调整最终落实方案（老洲镇、陈瑶湖镇、周潭镇）进行比对可以看出，虞爱华书记为安庆多留住了2个乡镇（横埠镇、钱铺乡）。尤其是横埠，意义十分重大；留住土地面积尚在次要，关键是留住了左光斗、黄镇等先贤先驱。
此外，虞爱华书记不仅在任上大力推进交通路网的建设、努力补齐历史欠账；还通过出借枞阳的契机让铜陵承担部分公路改造费用，极大减轻了安庆的资金压力（“划要发展，不划也要发展，关键是那里怎样发展”）。
这一桩桩一件件，充分说明虞爱华书记就是安庆的城市英雄、千秋功臣！
夸完虞爱华书记，接下来我要夸夸宋国权书记。倒推起来，他贡献的智慧可能更多一些（假如我没猜错的话）；充分体现了他高超的思维活用技巧，升任省会一把手令人信服！当然，宋国权书记也应庆幸遇到了王学军书记和虞爱华书记，正是后二者的全局掌控、统筹协调和互谅互让、全力配合，才使这件难事最终得以完成。
再接下来，我要向王学军书记道歉。因为我那疯狂而又愚蠢的“刺杀”计划如果真的付诸实践的话，虽然不会对您的肉体造成伤害，但精神方面难免产生伤害。说到底，这种为一己之私而对为安徽发展殚精竭虑的老领导下黑手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也是非常不道德的。我再次诚恳地向您道歉（九十度鞠躬），请您务必原谅。
再再接下来，我还要向兄弟城市铜陵道歉。此前因为气愤和误会，对你们说了一些不客气的话；自从得知真相，理应向你们道歉，以求得你们的谅解。说起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安庆曾遇上工资发不出的窘境，正是靠你们出借钱款才度过难关。这种患难见真情的兄弟情谊，实在值得两地人民永远铭记和长期坚守。
夸赞、道歉完毕，我们把视线重新拉回全省地图。虽然皖西南片区的整合脉络已经清晰，但其它地方尚显混沌，如皖北、皖东北、皖中、皖南片区等。尤其是皖南片区，官方对于恢复徽州原名的民间呼声一直没有松口。我想应该不是看不到恢复徽州原名的意义，而是苦于没有找到有效推进的办法。
因为要想恢复徽州原名，就得先收回绩溪和婺源。绩溪通过省里的统筹安排问题倒不大，但婺源涉及省外就非常麻烦。为什么麻烦？因为这年头谁都想得到，谁又愿意失去呢。对于江西来说，虽然从历史上看婺源的确属于你安徽，但划给咱江西也是有充分依据的（剿匪需要）。凭什么我江西该把婺源吐给你安徽，你咋不说给我一些我想要的东西呢？所以，管你安徽把嘴皮磨破几层；我江西都是要地没有，要命一条。
本来，我对婺源回归也不抱任何希望；但顺着借枞阳的思路却发现，其实还是有解的，那就是换婺源。
为什么可以换？
因为历史上安徽进行过多次省际交换。如清朝时因办案需要用原属安徽的永城与原属河南的砀山进行对等交换，建国后因防洪需要用原属安徽的盱眙、泗洪与原属江苏的萧县、砀山进行对等交换（估计大家也看出了，俺们安徽可是比窦娥冤多了；好容易盼来解放，却不明不白丢了砀山、萧县、婺源三县，这种闷亏找谁说理去）。
好吧，姑且不论过去丢县的冤屈，现在的问题是拿谁跟婺源换？就黄山市本身肯定是无解的。但从全省来看，还是有解的，那就是拿东至换。当然，这需要未来的新安庆做出牺牲，但安庆应当而且可以做出牺牲。
理由如下：
第一、从大局看，徽州恢复原名不仅是现黄山市人民的期望，也是绩溪人民和婺源人民的期望，更是全国人民的期望（“可惜从此无徽州”、“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作为安徽之魂的同胞兄弟，安庆理应伸出援手。
第二、从空间结构看，只有安庆具备支援条件（别的地级市挨不上）。
第三、从时机看，皖西南片区本身处于大调整前夜，实乃统筹解决的最佳时机（一旦错过，机会成本将大幅提高）。
第四、从承受能力看，安庆也能做出牺牲。因为安庆原本的面积不算小，在确保江南桥头堡的基础上做出牺牲让步还是可以承受的（当然从内心讲还是万分舍不得，尤其安庆管辖东至的时间并不比池州短，谁不想游子重回母亲怀抱呢？）
第五、从操作性看，由于东至的面积和人口均多于婺源，完全具备分解置换的可行性。
当然，如何操作也有讲究。简单地从东至划出与婺源对等面积的方案并不是最佳方案，因为两县面积差只有约200平方公里，明显不够安庆的回转腾挪；再者以区区200平方公里守住全部江岸线也几乎不可能，除了形状难看，关键是丧失土地开发功能。因此，以江岸线换土地就是必然；特别是江西作为沿江江岸线最少的省份，应该会对此感兴趣。不过，由于安徽的江岸线也不富裕，肯定不能敞开了给。双方不妨从如下比例开始谈起——江西方面获得东至县名+东至县城+3/4面积+1/5江岸线，安庆方面获得余下的1/4面积+4/5江岸线；至于最终谈成什么样，就看双方如何取舍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江西方面把新东至交给景德镇管辖，还有额外好处。第一，该省沿江城市将由一个变成两个，从而激发良性竞争意识。第二，借助换县契机对内部的行政结构也进行优化。虽然该省整体状况较好，但局部仍存在大市不强、强市不大的情形，最典型是景德镇。另外，如果九江真想获得对岸的桥头堡，也只能立足于换，而非白得。因为凭什么让湖北做出单方面牺牲，让人信服的理由在哪里？再则如果随便找个理由就能白得的话，凭什么不是我安庆（整合黄梅文化资源）而是你九江（跨江发展）？
说到底，江西的事由江西自己决定，咱们还是把视线拉回安徽。关于出让东至，各位看官一定会心生疑问；你个刘某人真是不地道，之前为大好枞阳被划转而装出一副如丧考妣的样子，怎么一转眼就把大好东至卖了，道理何在？道理很简单，只因咱喊冤的根本目的在于炒作个人名气，卖地的根本目的在于兜售私货（“良心大大地坏了”，请鄙视）。
既然东至跟咱个人的切身利益没有关联，我为什么不慷公家之慨呢？既然徽州恢复原名话题具有非常高的人气，我为什么不顺杆爬呢？管它三七二十一，先抛出一个貌似可行的解决方案博取眼球再说。当然，由于没跟市里商量，市里一定会很生气，搞不好就要收拾我。但咱也不傻，看着不对头就跑呗，连夜跨省潜逃回户籍所在地躲起来。
看到这里，各位看官终于明白为什么咱要埋下“不地道”的伏笔了吧，原来咱的户口并不是安庆的！！！但这也是没办法。既然当初有机会把户口落到大城市，谁还稀罕家乡的小城小市户口呢。谁知进到大城市后始终站不住脚，也只得灰溜溜返回家乡再做宅男。为什么是再做？因为原先在大城市也是做宅男，“什么都不懂，啥事干不成”当然不是浪得虚名。
闲话扯过，书归正题。咱的私货到底是什么？很简单，赌国家补偿。既然被动出让的六安都能获得设区补偿（这只是看得见的，应该还有看不见的如拨款、贷款、优惠政策等），那么主动出让的安庆必然可获更多补偿。其它方面由市里去提，咱的要求是以这一系列事件（借枞阳、让东至、换婺源）为契机创建国家级文化旅游创新试验区。
看到这里，各位看官又要问了，这就是你的私货？对，这的确就是咱的私货。只不过做了点包装，最终狐狸尾巴一定会露出来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狐狸不露尾yi，天打五雷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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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8 09:4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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