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为清康熙、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庄(子)、司(马迁)为文章嫡传,反映了当时桐城学者的主要倾向。钱澄之“屏弃俗学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文章“精洁”、“典雅”,“使读者为之目明而心开”,为桐城派作了示范。 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他以时文和古文创作名重于世,并针对明末故作艰深、虚矫的文风,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主张为文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1644年清王朝入关后,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采取尊崇儒家理学的策略,以软硬两手迫使知识分子就范,宣扬“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统治之所系也”。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给宣扬儒家道统的文学带来了发展良机。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及其古文流派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方苞早在青年时代,就有以唐宋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25岁时,他在京师与姜西溟、王昆绳论“行身祈向”时就曾说过“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以后,他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中提出了“义法”主张。及至从《南山集》案中解脱后,“义法”说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完备,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替和硕果亲王编成《古文约选》,便为“义法”说提供了一部示范书。在此书“序例”中,他阐述了道统与文统统一的问题,揭示了“助流政教之本志”。《古文约选》当即“刊授成均诸生”。乾隆之初,又“诏颁各学官”,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方苞所写倡导“义法”的“序例”,也就具备了“钦颁”的权威性。自此,“义法”之说,受到士林的普遍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