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遇严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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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严凤英交往并不密切，记忆中的三次相遇，足以让我感到：在艺术上，她是我的好老师，我很敬佩她；在生活中，她是我的好大姐，我很喜欢她。
　　一遇。我和严凤英相识于1952年。那年夏天，我作为安徽青阳县剧团的主演，到合肥参加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编在京剧一队（我从小学京剧），而严凤英在地方戏三队。我们一起学习、共同生活，相聚了两个多月。不过，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而严凤英已经是大名鼎鼎的“名角”了，见面的时候，我只是点点头，不敢和她说话。当时，陆洪非先生劝我改学黄梅戏，我还不太乐意。暑期班结业那天，严凤英表演小戏《蓝桥会》，她的演唱、她的表演，真的把我迷住了。后来，我就拜了著名艺人王剑锋，改学黄梅戏，并调入了安庆黄梅戏剧团。这“一遇”严凤英，她把我引上了黄梅戏之路。
　　二遇。1960年，我和严凤英作为安徽省的两名文艺界女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文教群英会。我在安庆上了火车后，突然有人从背后捂住了我的双眼，旁边的人一起“起哄”，让我猜是谁。我掰开那个人的手回头一看，原来是严凤英大姐。真是喜出望外！再看严凤英，也像个小女孩那样调皮地看着我，笑得那样纯真可爱。直到今天，还栩栩如生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会议期间，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她像大姐姐一样呵护我、关心我。她是名人，加上人缘好、熟人多，总是拉上我，给我介绍她的朋友，像京剧关肃霜、粤剧红线女、锡剧姚澄、川剧陈书舫等，遇到电影名家白杨的时候，她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她还说：“彩楼，这是我的姐姐（指白杨），你看我们像吗？”后来我才明白，凤英大姐真是用心良苦，她是有意识地在大力地宣传安徽的青年演员。
　　最难忘的是，群英会闭幕那天，部分代表应邀出席了周恩来总理邀请的晚宴。凤英大姐和我代表安徽团，在晚会上表演了《夫妻观灯》。我反串小六，凤英大姐演小六妻。白天彩排时，凤英大姐一边排，一边对我们的表演作了一些合适的改动，特别是其中的一些舞蹈动作，更有生活气息了。晚上演出获得很大成功。第二天首都的报纸、广播都作了报道，扩大了黄梅戏在全国的影响。
　　三遇。1963年，我有幸参加电影《牛郎织女》的拍摄。凤英大姐演织女，黄宗毅演牛郎，我演牛嫂……这是我第一次“触电”，虽然戏份不多，心里还是蛮紧张的。看到凤英大姐即使在电影拍摄中，也能博采众长，对程式化艺术灵活运用。比如“云房”、“架上累累悬瓜果”两场戏中，不少地方需要运用水袖和团扇。凤英大姐多次向上海的昆剧名家讨教有关套路，然后结合剧情、人物、特定环境加以变化组合，并不时把我拉到一边，就她设计的一些身段、动作是否可行，征询我的意见。
　　作为一个早已成名的大家，她还是这样注意随时学习、创新，还是这样谦虚，真是让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