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第一个研究生忆：一份自传毁了大学梦

宜秀小孩

本文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10月11日第15版，作者：唐翼明，原题：《唐翼明的读书梦》

蒋介石机要秘书之子唐翼明经历极为丰富，命运极为坎坷。他年仅六岁却因为种种原因被身为国民党高官的父母留在了衡阳乡下，此后孤身来到武汉。后来他成了武大中文系的研究生，成为第一位在台湾讲授当代中国大陆文学的学者。六十年家国情怀，饱含深情。

上学的路

1954年8月下旬，我跟着一个不知名的陌生人，走向一个连地址都不知道的学校。从天刚蒙蒙亮，一直走到红日西落皓月当空，一共110里路。那个时候我12岁。住在湖南衡阳一个名叫金溪庙的小山村，村里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初中。本来是没有可能去上的，因为没钱。又是一个准孤儿，因为父母远在台湾。按照那时的术语，你是所谓的“外逃反革命分子的子女”。这实在比孤儿更可怕。你之所以去参加考试，不过是不服输而已，其实你知道，就是考取了，你也不可能去念的。

记得那一天参加考试的情形，考试的地点在30里外的渣江镇。所以天蒙蒙亮就起来了，因为30里路要走4个钟头，考了语文算术两场。12点钟考完，再走4个小时，到家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回到家的时候，伯父他抬起头来，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我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冷遇，这样的饥饿跟劳累也并非头一遭。我无人可以哭诉，也不再感到委屈，但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我是不会一辈子在这个地方呆下去的。

发榜了，我居然考取了，而且是全村唯一的一个。我觉得出了一口气。我们乡长，一天他把我叫去，说，唐翼明啊，我们村里只有你一个人考上了中学，你想不想去念啊？他那时也不过十八九岁，看来他的阶级斗争意识并不强，居然很喜欢我这个“狗崽子”。他说，我告诉你啊，你妈妈在香港，你可以让她寄钱来啊，你就可以付学费了。后来他果真就照那个地址寄了封信到香港，很快就收到母亲寄来的信和钱。可以上学了，我喜出望外。后来我常想，生命中虽然充满了戏剧性的波折，但好像每当重要的关口，总有贵人出来帮你的忙。这个乡长就是我生命中遇到的第一个贵人。

放卫星

在我高中记忆的荧屏上出现的第三个点是在教室里。省实验中学1957年高三（二）班———同学，正在开帮助会，或说批判会。被帮助或说被批判的对象是我和刘瑞波，因为我和刘瑞波居然不相信当时《人民日报》上刊载的农村人民公社“大放卫星”（苏联老大哥在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故“卫星”也者，即创纪录之谓也）的消息。我们私下议论说，水稻亩产两万斤，这怎么可能？我知道乡下的水稻亩产连八百斤都达不到，“亩产两万斤，除非把泥巴铲起来一起称”。

说实在的，我心里从来没有服气过，亩产两万斤，简直是胡说八道！你很清楚。你没法违背良心跟报纸乱起哄。可是那个时候，我的确是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我崇拜毛主席，相信共产主义，决心跟反动家庭划清界线，所以我内心其实很痛苦，难道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就得违背自己的良心，就得说谎？

“1958年9月18日新闻：广西红旗人民公社运用高度并禾密植方法，中稻亩产130434斤。”

“1958年11月15日新闻：湖北长埫口公社棉田亩产8437斤，创惊人纪录。”这样的奇迹大概只有今天的电脑游戏可以毫不费力地创造出来。

物理老师

如果对人说，我青年时代崇拜的偶像是爱因斯坦，高中最喜欢的课程是物理，大概是不会有人相信的。但那是真的。你甚至梦想过将来拿诺贝尔奖，只是这诺贝尔梦也跟你初中时代的皇帝梦一样，很快就被无情地粉碎了。

什么东西让我对物理那么着迷呢？现在想起来自己都不禁有些迷惘。第一动力可能是来源于母亲，她在信里叮嘱我学好数理，不要花太多的精力在文史上，因为科学影响国计民生是直接的，而文学哲学则未免转了一个弯。那时并不能领会母亲让我远离意识形态的苦心，只觉得母亲的话是神圣的，母亲的指示是不可违背的。

除了母亲的懿旨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理由呢？你不得不承认高中时代的物理老师至少也是你热爱物理的原因之一。

高一的时候，教我物理的是一位姓郑的女老师，马来西亚华侨。至今还能清晰地记起她的样子，白皙的皮肤，丰腴的双臂，合艳雅而为一的浅色花裙底下是一双曲线优美的长腿。尤其是她的脸，总是带着一种孩子似的腼腆的微笑，她的风韵让我这个刚从湖南乡下来的孩子倾倒不已。到高二，她不再担任我的物理老师，我心里暗暗地惋惜不已，取代她的是一位男性的老教师，但很快我就为这位男老师的魅力所征服，我对他的崇拜，很快取代了对郑老师的迷恋。

这位老师的名字叫张仲轩。在男人中他应该算得上是相貌堂堂，他永远是衣着整齐，文质彬彬，谈吐从容，面带微笑。更令人折服的是他对所教知识的娴熟，他的讲课真正是深入浅出的典范，这不仅让你当时就倾倒不已，而且一生都奉为楷模。

直到七年以后的一个夏夜，极为偶然地在他的家门口碰到他，我才明白了他当年的不可过于亲近乃是另有原因。那是1967年的武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街头大辩论的时期，保守派和造反派两派营垒分明，但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公开武斗的程度。我也在半年前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并且成了一个中学教师造反派组织的核心成员。但此后我们却没有机会再见面。

诺贝尔梦

如果说我曾经做过诺贝尔奖的梦，而且是科学的，不是文学的，大概没人会相信。我一辈子似乎没有跟科学发生过什么关系，如果把“唐翼明”三个字键进“百度”搜索一下，也查不出任何一本著作或是任何一次演讲跟科学有关。但我的确做过诺贝尔奖的梦，而且这个梦还很长，为此付出过很多心血。

刚进初中的时候，就收到母亲从香港转过来的一封信，信上谆谆勉励你将来做一个科学家，以科学报国，科学是实的，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多年以后，我明白了母亲的苦心，其实是叫我远离意识形态，弄那玩艺儿太危险，不如学点一技之长。那时的中国也正当除旧布新之际，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早日建成共产主义，是当时全民的理想。而所谓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工业化加电气化”（那个时候还没有“现代化”这个词）。接着又搞大跃进，而且提出了一条总路线，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当时全国青年学习科学的热情是很高的，有一句话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全校举行数学比赛，赛完之后我把握十足，因为所有的题目答案都是正确的。可是第二天清早，我从寝室里走出来，正好碰到数学老师，他说：“唐翼明，你这次怎么搞的？题题都对，但是有一题的演算过程却错了。本来第一是你的，现在却拿不到了。”跟你说：“我们把你的算法讨论了一遍，没想到你这小子发明了一种新算法，我们的教科书和老师参考书上都没有，而且你的办法比原来的办法简单。算你好运气，第一名还是你的。”

这些小胜利让我有点飘飘然，忘乎所以，也忘记了我是“中国人民头号敌人”蒋介石的侍从秘书的儿子。自以为长在红旗下，热爱新中国，崇拜毛泽东，于是我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就完全不切实际，第一志愿连北大、清华都不屑填，而选择了一个当时认为最有前途、最重科学的大学，那就是刚刚兴办才两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报的系是地球物理系，这个系是研究人造卫星、火箭、导弹之类前沿科学的。

其实也不能说我太狂妄，事后证明，我是有资格做做这个梦的（当年我的高考成绩是全湖北省第二名）。

第二次高考碰壁

算算我这辈子的运气，似乎只有考运最好，从童年到中年，几乎任何大大小小的考试，或与考试有关的比赛，总是名列前茅。但是考大学我却两次名落孙山，我的学历上大学四年便成了遗憾的空白。

不过，大学文凭我倒是有一张，而且是真的，上面写着你1966年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即今湖北大学）中文系。“文化大革命”前，我的确曾经上过武汉师范学院的夜间进修班，但只读了不到两年就搞“文化大革命”了，夜校自然中止，说“肄业”还勉强可以，说“毕业”实在谈不上。1978年我考上首届研究生，并于1981年3月提前毕业，成为全国第一个拿到硕士学位的人，武汉师范学院觉得“与有荣焉”，便送了我一张毕业文凭。这张文凭我高高兴兴地接了，并不觉得受之有愧。一方面自认虽然无此学历，却有同等学力，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觉得我本来就应该读大学，是人家硬生生地剥夺了我的权利，现在终于拿到一张文凭，即便只是荣誉性的，也算出了一口怨气。

终于机会来了，1960年跟我同时落榜的同班同学潘仲英，1962年却考上了一所北京的大学，我觉得中央在阶级政策上松了绑，潘仲英的祖父是国民党将军，被枪毙了，他能考上，我也该有希望吧。于是我写了一个报告，请学校领导转给武汉市教育局，请教育局允许我离职参加高考。

暑假里发生了一件事，更让我觉得有信心。一天，当时另外一个抓政治思想的副校长王斌才跑来找我，说：“唐翼明，你这一下要离开学校去上大学了，最后替学校做点贡献吧。”我问什么事，他说：“学校总务处的账目需要清理一下，你就牺牲暑假的时间，帮帮总务处的忙吧。”他的话让我听着很舒服，他那满脸的笑容似乎就是一张录取通知书。于是我天天到总务处上班，高高兴兴地算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账单。过了一阵，他又来找我，说：“唐翼明，上面要你补一个自传，特别是有关你父母和家庭的情况，你要对党忠诚，尽量写详细一些。”我自然也满口答应。我的自传写得非常详尽，把我从亲戚口中听到的一切有关父母和家庭的情况全都对党忠诚了。把这份报告交给王斌才，他满脸微笑地收下，他的笑容让你再一次感到舒服，仿佛有了十足的把握，觉得这份自传一交上去，录取通知单便会送到我手上来了。

但我错了，错得离谱。这份自传交上去后，过了一天又一天，录取通知书却一直没有下来，我终于又一次名落孙山。后来推测，更可能的情况是本来已经写好的录取通知书被我自己的自传给剪掉了，我的忠诚老实就是那把剪破通知单的剪刀。王斌才那满脸的微笑现在看来更像是一脸的奸笑，我从此不愿再见到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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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