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悲剧——“我不怕世界，可是怕你……”（转）

宜秀小孩 · 发表于 2013-10-12 06:35:23

1993年10月8日，诗人顾城与谢烨在新西兰怀希基岛（又名激流岛）双双殒命，曾经美好的爱情和十年的姻缘以玉石俱焚的惨烈方式结束，顾城也永远定格在37岁的年龄上。

1993年10月18日，北岛在《今天》冬季号（总第23期）写下编后语：“顾城和谢烨的离去令人震惊，这世界显得更空旷。回想《今天》在白雪覆盖的不足六平方米的农舍诞生的日子，已如此遥远，中间隔着深渊。往事如驶离的大船，过去的我们与此刻的我们正在告别，互相辨认。死去的朋友们成为那船的主人。”

2013年10月，顾城去世20年前夕，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多位顾城生前友人，他们的回忆和不断发现的文献史料逐渐还原了诗人的生活和精神轨迹，以及悲剧形成的原因。

像小鸟那样去热爱生命
1979年7月的一天，在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上，顾城遇见谢烨。谢烨把衣架上顾城的挎包取下来，挂上了自己的背包，顾城虽然不高兴，但两个年轻人也算因此相识。顾城是从上海回北京的家，谢烨是去承德看望父亲。车到南京，被人占了座位的谢烨站在顾城身边看他画画。顾城画了身边每一个人，却没有画谢烨。“我觉得你亮得耀眼，使我的目光无法停留。”（顾城给谢烨的第一封信）
在北京站下车前，顾城给谢烨留下了在北京的地址。“你还在笑，我对你愤怒起来，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你生活着、生长着比我更真实。我掏出纸片写下我的住址。”（顾城给谢烨的第一封信）“你把地址塞在我手里，样子礼貌又满含怒气。”（谢烨给顾城的回信）
谢烨回上海时经过北京，按照顾城留下的地址找上门去，却看见顾城的衣兜上有钢笔留下的墨迹。谢烨留下了在上海的地址，“我们什么都没说，我们知道这是开始而不是告别。”
顾城和谢烨开始书信往来。“你会给我写信么？你说会的。写多少呢？你用手比了比，那厚度至少等于两部长篇小说。”（谢烨给顾城的回信）“太阳落山的时候，你的眼睛充满了光明，像你的名字，像辉煌的天穹，我将默默注视你，让一生都沐浴着光辉。”（顾城给谢烨的回信）
1980年夏天，顾城参加了在北戴河举办的首届青春诗会。顾城约舒婷去踩浪，他掏出一个小红本，翻开内页，给舒婷看一张女孩的相片，长长的辫子，明亮的大眼睛，那是谢烨。
顾城这一年从北京来到上海，花四千元在武夷路买下一套房子。这是一套居民自行搭建的上下两层的简易住房，要经过一条狭窄的夹弄才能走到门前，下面一层大约15平方米，上面一层是更小的阁楼，对面楼房的居民从高处可以将顾城的天井一览无余。但这里距离谢烨在遵义路的家很近。顾城的目的是和谢烨结婚，并把她带回北京。
来到上海以后，顾城与年长一岁的诗人张毅伟成为好友。张毅伟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不止一次看到顾城坐在天井里用木搓板洗衣服。顾城的一日三餐非常简单，总是面条，加上排骨青菜。只有谢烨来陪伴的时候，才会由谢烨把青菜切成一段一段。如果没有肉，顾城干脆就用酱油拌光面。
为了加固和修缮竹子与砖结构的住房，顾城和谢烨曾经在半夜里拎着洗衣桶去附近的建筑工地拿黄沙与水泥。谢烨说顾城胆子小，还没有拿东西就已经害怕，顾城则说自己就是做不了坏人坏事。第二天张毅伟请朋友帮忙，装了几包水泥与黄沙用自行车运过去，才帮顾城解决了难题。
谢烨从夜大下课之后，顾城都会去接。但是，羞涩的谢烨不愿意让同学知道男友来接她。必须走得离学校远一点，他们才并肩而行。顾城诗里的“在这里我们不能相认”，写的就是当时的感受。顾城告诉张毅伟，每次晚上接了谢烨放学，把谢烨送回家里，自己再一个人走回家的时候，总是想着快些结束现在的状态，快些与谢烨结婚。
“最好是用单线画一条大船/从童年的河滨驶向永恒/让我们一路上吱吱喳喳/像小鸟那样去热爱生命”（顾城《童年的河滨》1982年6月）

投稿到最偏僻的县城
顾城没有工作，他的收入来源只有稿费，一份诗稿往往要投五六家杂志。他的诀窍是把省级文学刊物和地市一级的文学刊物错开，以避免撞车，诗稿的各种组合全装在他的脑子里。顾城给张毅伟表演过流水作业的投稿程序：诗稿分开装在一个个写好地址的信封里，几十个信封在桌上一字排开，用一支排笔，一下子给几十个信封的封口涂上胶水，再把信封的封口一个个封好，叠在一起。
在舒婷的记忆中，连福建最偏僻的县文化馆刊物都可以收到顾城的投稿。顾城是面向全国文学刊物一稿多投、广种薄收。稿费都不高，他拿过的最低稿费：一首诗，4元。
顾城的投稿主要是手抄，少量打印。他有时和张毅伟去弄堂对面的打印社打印诗稿。打印社旁边有一家生煎馒头店，他们常在那里买生煎馒头吃。顾城喜欢吃蔫苹果，他的理由是营养浓缩，而且便宜。
每天早上起床，顾城的第一件事是赶紧把昨夜做的梦记录下来，他把这些梦理解为另外一种暗示，这些冥冥中的暗示可能是最好的诗。这个习惯保持了很久。
个子不高的顾城常常戴着自制的帽子，双手插在宽大的中山装口袋里，在屋子与天井里走来走去，自我欣赏。顾城特别喜欢用银灰色的布料做帽子，如果没有合适的布料，就用纸做一顶。顾城用这一新奇的形象和现实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的生活空间是自己搭建的诗的空间。
但是，顾城用童话对待世界的方式并不为人所理解，他被认为精神不正常，被要求去医院做检查。谢烨陪着顾城去的，两人回来后高兴地告诉张毅伟：今天和医生侃了一通弗洛伊德，把医生都侃晕了。医生说顾城对弗洛伊德懂得比自己还多。经过详细的诊断，医生发现顾城的思维与表达都很正常。但张毅伟知道顾城的自尊心大受伤害，心里是很不开心的。
1983年，顾城应邀去上海师范大学做诗歌演讲，谢烨、张毅伟、谢烨的母亲和弟弟一同前往。张毅伟听说谢母年轻时也喜欢过诗歌，所以特地叫上谢烨的母亲，想让她更多地了解顾城的才华，扭转偏见。
上海师范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坐得满满的，南方周末记者当时是在校生，也在现场。顾城说话的声音很轻，抬头望向高处，目光并不与听众交流，但这些并不影响学生对诗人的喜爱。顾城这次成功的演讲和在青年学生们中的感召力，深深感染了谢烨的母亲。那天回家后，谢烨的母亲高兴地找出年轻时抄录的几本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给谢烨看，告诉谢烨，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很喜欢文学，尤其是诗歌。

脚丫子里拿出来的话
“我只有我/我的手指和创痛/只有撕碎那一张张/心爱的白纸/让它们去寻找蝴蝶/让它们从今天消失/我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1981年3月）朋友们的记忆中，顾城始终是个大孩子。
1979年早春，顾城和顾乡姐弟被西单“民主墙”上手刻油印的诗歌感动，直奔东四十四条76号的《今天》编辑部。这是北岛与顾城的初次相面。在北岛的印象中，顾城就像个孩子，腼腆寡言。
1981年，北岛带了一批诗人朋友第一次去成都。诗歌评论家钟文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提到了一个细节，和杨炼的活跃不同，顾城一直不离开北岛，北岛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顾城是一个需要保护和带领的大孩子，需要绝对的母爱。他写出来的诗，也是这一类的作品。
1986年12月，北岛、舒婷、顾城等人再次来到成都，参加星星诗歌节，剧场外面围了很多粉丝，以至他们无法离开。为他们拍照的摄影家肖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顾城当时特别生气：一定要出去，他们又能把我如何？肖全还拍下了谢烨在一旁哄顾城的照片。
有年春天，北岛在上海出差，与张毅伟等朋友去上海植物园春游。顾城和谢烨老是躲着，等他们走近，顾城就用泥块袭击他们。他扔泥块的模样就像一个调皮的学生。
顾城在社交场合很少说话，但是说到诗、文学、艺术、对这个世界的幻想，顾城滔滔不绝。祖籍无锡的顾城有着南方人特有的气质，敏感、细腻。在介绍张毅伟认识北岛后的一天，顾城突然对张毅伟说：振开（北岛本名）话比较少，特别是刚认识的时候，你不要太介意。
张毅伟有时陪顾城去报社。为了更多地发表诗歌，顾城少不了与编辑客套、寒暄。回到家里，顾城对张毅伟说：我刚才说的话，都是脚丫子里拿出来的，你不要在意。
1983年8月8日，顾城和谢烨在上海登记结婚，半年后回到北京。1987年5月底，顾城谢烨出国，开始在欧洲大半年的游历。出国后，顾城给朋友的信很少，而且极短，常常只有半页信纸，有时只有短短两行。顾城给舒婷的信里，有时叫她干姐姐，有时又称呼她“鼓浪屿大公”，并自称“可汗”。
时过多年，张毅伟依然记得：顾城曾经深深吸引过谢烨，谢烨再也碰不到顾城这样用梦幻加现实、艺术加生活的方式和她交流的人。谢烨个性很强，是诗人，懂文学，有着强烈的使命感。王安忆回忆与顾城在德国聊天时，谢烨会取出一架小录音机，录下顾城交谈的整个过程，“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不致遗漏，而被珍惜地收藏起来”。

“在国外太折腾”
1987年12月11日，钟文在香港见到顾城夫妇。谢烨已有身孕，顾城对国外生活不适应，回北京还是留在国外，他们举棋不定。1988年1月初，他们最终移居新西兰。
顾城在奥克兰大学讲授过中国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还一度兼职教过口语课。顾城和谢烨拍下了怀希基岛（又名激流岛）上的一座小屋，自我放逐。大学的教职聘约期满后，为了应付陡然剧增的还贷压力，顾城夫妇想了很多办法。他们去集市买了两百多只小鸡，但当地法律规定每户人家只允许养殖12只鸡，他们得在三天内将鸡全部处理掉。“我磨一下刀，递给谢烨，换下另一把，再磨，再抓住鸡腿，拔毛。鸡翻白眼，没死的又站起来，娃哩吓哭了，他才满两岁。”（顾城《养鸡岁月》）谢烨用鸡肉做春卷，拿到集市上去摆摊。顾城就在旁边画肖像，每张标价8元。岛上的居民都认识，画好了基本是白送。
舒婷听朋友转述过一则轶闻：顾城夫妇在英国时，借住朋友寓所。待那朋友旅游归来，发现家中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被彻底消灭。朋友开玩笑地说：像被小老鼠们洗劫过。
1992年春天，舒婷在美国邂逅顾城夫妇，她发现顾城始终处于吃不饱的状态。舒婷早餐时慢慢吃着一块掰了一半的小蛋糕，顾城问：那一半你不要了？舒婷点点头，顾城立刻伸手将蛋糕塞入口中。谢烨笑着解释：他已经吃了六个。朋友在纽约请客，谢烨会挨个把餐桌上的盘子连汤带水倒在顾城碗里，最后连舒婷的碗也倒给了顾城。
“顾城留在大陆就没事了，在国外太折腾。”北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异国生活的巨大压力不仅让顾城深陷饥饿和孤独，更让他和谢烨之间出现了裂痕。有一次，舒婷和顾城夫妇在纽约逛街，谢烨要花1.99美元买下一只会发声的小青蛙，给孩子作礼物，一直沉着脸站在门口的顾城一屁股滑坐地上。舒婷想去拉他，谢烨厉声说：别理他，让他去死吧。舒婷看到谢烨眼里已有泪花：我一花钱他就这鬼样子！谢烨捧着包装好的玩具从商店出来，依然骂声不绝：顾城，你去死吧。
1992年，钟文在巴黎见到顾城夫妇。钟文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起令他难忘的一幕。吃饭间隙，谢烨把钟文拉到一边抱怨：和顾城已经难以再一起生活下去了，他这个人永远长不大。谢烨平时去华人餐厅做帮手，早上出门前，会把奶糕调好，如果孩子饿了，就让顾城喂一下。谢烨从餐厅带一些饭菜回来，权作午餐。有几次谢烨回来晚了，顾城竟然已经把奶糕都吃光了，儿子在一旁饿得直哭。谢烨对钟文明确表示，准备离开顾城。
顾城话很少，问三句，回答一句，对生活的难题更是避而不谈。顾城问钟文：“诗歌可不可以是做出来？”钟文回答：“诗如果不是从心里流出来，就不可能是好诗。”这是他们在香港惟一探讨的与诗歌有关的话题。

“鱼在盘中想家”
1993年2月，汉学家尚德兰在柏林顾城夫妇暂居的寓所做客。冰箱里取出的肉是冷冻的，顾城去磨有些钝了的刀，足足磨了半个小时。尚德兰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就问当时在场的朋友，顾城有没有什么问题，朋友回答顾城很好。后来，尚德兰在翻译顾城诗歌的过程中，看到不少描写磨刀的诗句。“我感觉紧张，非常不舒服。”尚德兰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那天，顾城还把纸铺在地板上写书法。他考虑了很久，写了两个句子，一句是“鱼在盘中想家”，一句是“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1993年9月6日，顾城谢烨从德国来到洛杉矶朋友顾晓阳的家中。顾城打印出新写的小说《英儿》给顾晓阳看。顾晓阳匆匆浏览，是男主人公与名为雷和英儿的两个女子同居共处的故事。顾城说过，小说写的都是真事。顾晓阳问：“谁是‘雷’啊？”顾城说：“是谢烨。”顾晓阳不再说话。谢烨笑着说：“晓阳真老实，你怎么不问谁是英儿啊？”二人嘻嘻笑笑，很愿意谈论这件事的样子。
顾晓阳和顾城独处时，顾城告诉顾晓阳，英儿是《诗刊》的编辑，也写诗，他们在激流岛上度过了半年三人同居的生活。《英儿》也是顾城口述，谢烨打字花了四个月完成的。
顾晓阳问顾城：你还爱谢烨吗？
顾城当即回答：当然了，谢烨对我，就像空气和大地一样。
顾城在洛杉矶去了一次枪店，很喜欢一支手枪，问店主可不可以买了带回新西兰，店主回答不可以，因为新西兰禁枪。顾晓阳以为顾城的结局会是自杀。
当年9月24日，顾城谢烨回到新西兰激流岛家中，两天后顾城给顾晓阳写了信：“早上起来，山村依旧很美，木耳也好看了许多，灵而可人。”顾城还写到：“奥克兰也有中国小报，靠广告也能活。”顾晓阳分析，这说明至少当时顾城还是想活下去的。
“我不怕世界，可是怕你……”这是顾城1979年8月29日写给谢烨的情书。谢烨决意离去，让情感和生活上都十分依赖谢烨的顾城无法接受。张毅伟说：顾城是一个可以孤僻到极致的人，如果他和谢烨关系不好，那就没有人可以交流了。
顾城采用自己口述、谢烨整理的方式，为儿子木耳（Sam）写一本书，从10月2日至10月7日，已经完成了十二篇。这是顾城离世前一天写下的文字：“Sam，如果有一天人家告诉你，我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很远的世界，回不来了，我希望你记着我一点儿。”
10月8日，顾城留下给父母的遗书，用斧头砍倒谢烨，在树上自缢身亡。
北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顾城如果还活着，今年5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