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名人》系列篇：望江名人

宜秀小孩

陆洪非（1923--2007.7.29）男，汉族，安徽望江人。安徽省艺术研究所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戏曲学会理事、黄梅戏研究会副会长，著名黄梅戏剧作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终身享受者。 陆洪非一生追求艺术，在黄梅戏创作、研究领域成果丰厚，卓有建树。他独立改编和与人合作的《天仙配》、《女附马》、《牛郎织女》等作品脍炙人口，唱响海内外，深受观众的喜爱；编创的黄梅戏剧本还有：《砂子岗》、《春香闹学》等。其中《天仙配》获1954年华东地区观摩演出大会剧本一等奖，后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戏.戏剧集》和《中国当代十大悲剧集》。陆洪非先后发表了〈安徽戏剧综述〉〈严凤英与黄梅戏的剧目建设〉等数十篇论文。出版的专著《黄梅戏源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为学界所公认。陆洪非先生的创作与研究，为黄梅戏这个地方小戏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作
为黄梅戏艺术大家，陆洪非先生是黄梅戏艺术的奠基人之一。

　 倪模(1750～1825)字迂存，号预抡，又字遇林，号韭瓶，雷池乡人。清乾、嘉年间著名收藏家、校勘家和著作家。幼年就读于锄经堂。乾隆四十四年(1779)中举，五十二年考充景山官学教习。期满后当得为知县，倪拒不肯就，他说：“知县为亲民之官，判断轻重稍失宜，恐不能为民造福。且余性憨直，与其俯仰桔槔，孰若归田著书之为乐乎?”嘉庆四年(1799)考中进士，仍弃官不就，并笑着说：“五斗米折腰吾能为之乎，吾家尚有薄田可耕，江干老屋数楹，藏书充盈其间，吾以终吾身可矣。”后因老师力劝，就任安徽凤阳府教授。任职期间，多方筹集资金，“修茸学宫，筑精舍十间宅诸生，使管弦得其所。”他常常教训弟子，不要沾沾于科举，而应多研究学问。任满即归，筑室于大雷岸，从事著述、校勘和收藏工作。室名“二水山房”。
　  倪性嗜古书，每得秘本，常夜以继日，手抄口诵。居京师时期，不惜以高价向书商买旧本，甚至“质衣以偿”。他藏书近10万册，为当时安徽藏书之冠。《江上云林阁书目》，即述其所藏图书目录。其中以《四库全书》为主。他先后校勘经史诸书数十种，著述数十卷。《安徽通志列传》中载：“综其所撰，有裨教化者则《倪氏族约》，有裨经世者则《导淮由天长合肥注江辨》，有裨著录者则《锄经堂书目》七十二卷，有裨经传者则《双声古训》十卷……”。《古今钱略》32卷，是他以二十年精力搜罗研讨编成的。书中将所搜藏的钱币，按时代先后依次介绍，每钱有正面、背面二图，“详其形体，辨其真伪，又考钱之数”，对于“古钱之制”，可谓“纤悉备具”。他的同科进士姚文田赞其书“实为考古者之一助”。后姚在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又赞云：“钱之癖，非和峤俦；书之淫，与皇甫侔，贯穿古今穷源流，山经海志皆搜求。学海博涉内行修，一时贤士从之游……斯人一逝归山邱……令名奕奕垂千秋”。
　　倪生性忠厚，好义乐施，他的座右铭是：“交耐久，心无欺，作有益事，读未见书。”嘉庆十四年(1809)，望江发生特大水灾，他首创赈贷所拯救灾民，又选择高地掩埋死而无人安葬的贫苦百姓200余。嘉庆十九年由凤阳回家度岁，船到芜湖被风所阻，他在江边见一妇女怀抱婴儿哭泣，一问才知是新近丧夫，生活困难，欲投江自尽，倪立即倾囊相助。归家时，囊空如洗，举家愕然。


      倪文蔚是望江县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名臣。著名学者、著作家、藏书家倪模的曾孙。字茂甫，号豹岑，又作豹臣，自号七凤山樵，斋号两彊斋。咸丰元年举人，咸丰二年进士，选授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三年(1853)任刑部主事。
为官伊始，倪文蔚之仕途有着超乎寻常的顺利。通常由庶吉士散馆转官，需要三年，但倪文蔚只待了一年时间。从中举到历官，起步便是正六品的主事。可谓是一年一级，一步一景，其顺、其畅，十分少见。不过，在尔后的二十年里，倪文蔚却一直充当着湘军、淮军的幕僚，很不得意。
初任刑部主事，即成曾国藩的幕僚，没有获得朝延重用。此后一直到同治十一(l872)年的近二十年时间，仕途都十分坎坷。
1872年秋的同治末，倪文蔚才被授荆州知府之职，其时，他已49岁，第一次外放地方大员。
光绪四年(l878)，倪文蔚由道员擢升广东按察使，光绪七年任广西布政使，第二年又升任广西廵抚。光绪九年被挤出广西，补调广东廵抚。
光绪十三年任河南廵抚，十六年授河道总督。并在此任上致仕。
不过，堪称是仕途顺畅的倪文蔚，也受到过不少挫折的，至少有过两次遭遇到朝廷降罪的处罚。但他还是以其行为证明了自己并非无用之辈，重新获得朝廷的认可，直至卒于致仕任所。
一．荊州千古“倪公堤”与集旧推新的《万城堤志》
同治十年（1871），倪文蔚补授江苏司郎中，次年授荆州知府。这是他第一次脱离幕府，独挡一靣当地方大员。当时的荆州，时遭洪水，其江防之要系于万城一堤。修筑加固万城堤防、确保荆江安澜是历代荊州官员必需面对的头等大事。因此，这也是倪文蔚上任后的首要大事。
倪文蔚在主政荆州期间，不间断地对万城堤进行修复加固。“于滨江陡岸铺砌坦坡，下列巨桩，上垒大石，层层收筑。设石志验水，栽插杨柳防浪，严禁挽筑私堤等，自是倾塌之患大为减轻。”
倪文蔚的这些做法，与今天我们在同马大堤所釆取的铺石护坡、抛石护岸、植防护林防浪等措施，几乎是同出一辙。是借鉴前贤的成功之举，还是英雄所见略同的巧合，我们自是不必深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倪文蔚在万城堤所釆取的措施，绝对是行之有效的防洪护堤的良策、良方。是才智，也是能力。
倪文蔚离任后，他的继任者在这一堤段又加修了七里庙至拖船埠驳岸，并且，为纪念倪文蔚的功绩，将其称之为“倪公堤”。
今人荆州市委政研室副主任陈家泽，在光绪《荆州府志》重刋之际，撰写的《晚清知府倪文蔚》一文中，这样写道：“倪在荆八年，关心民苦，修堤守土，兴学重才，政声斐然。为政之余，他潜心撰著《荆州万城堤志》、主修《荆州府志》，前者为荆江堤防史志的开先河之作，后者是封建时代荆州地方史志的集大成之著。”
这是一个后来的政府官员，在经过对倪文蔚的在荊州的作为深入研究后，对倪文蔚在荆州的吏治、著述所给予的极高评价，也是最中肯的评价。
陈家泽又在该文中说他“集旧推新，创立《堤志》”并认为：“《万城堤志》是第一部关于荆江大堤的专志，它详细记载了荆江大堤创建、维修的历史过程，是长江堤防建设管理的宝贵史料。”
文中还引用了倪文蔚在《万城堤志》中的记述：“抵任年余，往来工次，访之故老，近年江身较乾隆戊申年约高丈许”，进一步分柝研究，从生态环保的角度，高度地评介了这部《万城堤志》的文献价值。“其依据是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所铸铁牛原本立于堤面，同治间‘已不及堤之半’。有水利史专家据此假设堤防增高值等同于河床淤高，估算得到清代后期河床大致的升高速度是每年２．５厘米左右。这对于研究清代荆江大堤的历史发展和长江上游生态环境演变提供了重要依据。”
“光绪五年五月，倪文蔚还立《荆州万城堤铭》碑于新修加固的万城堤堆金台处。堤铭曰：‘维荆有堤，自桓宣武。盘折蜿蜒，二百里许。培厚增高，绸缪桑土。障川东之，永固吾圄。’石碑铭文至今保护完好，是荆江大堤上的一处古迹。”
为官一任，倪文蔚的这些作为，每一件都是实实在在、可圈可点真正的政绩工程。都可以成为后来者勤吏治、办实事，最好的经典借鉴。
二．两广廵抚评匪乱、抗侵略的功过是非
由于倪文蔚在荆州任上的出色表现，政声很高。去任不久便擢升道员，光绪四年(l878)，再由道员擢升广东按察使(臬司)，光绪七年任广西布政使(藩司)，第二年又任广西廵抚成为正儿八经的封疆大吏。光绪九年调任广东巡抚。
倪文蔚任职两广时，正是法国入侵越南、中法战争一触即发的多事之秋。而且围绕中越宗主国间的战与不战问题，清王朝内部意见并不一致。作为独立于国门的边疆大吏，倪文蔚既要听命于朝廷、谨慎从事，又要为确保边境安全而防患于未然。他在任职不过一年的广西廵抚任上，有力打击了镇南关外为祸二十多年的地方土匪，平息了匪患。但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朝廷的信任。
对此，广东湛江海洋大学社科部教授廖宗麟与广西玉林师范学院副教授张壮强联合撰写的文章《徐延旭和中法战争的前期失利》详细披露了这一段真实的历史。
    “中法战争可分为援越抗法和抗法卫国两个阶段，其中，援越抗法战争由广西巡抚徐延旭主持。他是一个徒有“知兵”虚名，实际上不懂军事的老官吏，却被清流派官员大力荐举，推上援越桂军统帅的地位，结果却在北宁一战中损兵折将，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光绪七年（1881年）十月，清政府筹议援越抗法，其中便提到要加强援越桂军。
    “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上奏《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指出：现任广西抚臣倪文蔚是文吏，不习边兵，当以知兵大员代之。他极力举荐徐延旭可任广西边事，清政府纳奏，当月即将徐延旭擢升为广西布政使。
    “然而，未待徐延旭动身赴任，因为李维业率法军攻占越南北圻重镇河内，形势陡然紧张，清流派官员又轮番上奏，举荐徐延旭知兵，可胜抗法重任。
    “四月初十日，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张佩纶联衔上奏，建议“应饬徐延旭急引粤西现军出关，分别剿抚诸土匪，借以牵制法兵，抚定越地”。
    “四月二十日，山西巡抚张之洞两次上奏举荐徐延旭：“广西布政使徐延旭，正直强明，兼资文武。在粤有年，威惠及于僚属。任襄阳道数月，政绩已彰，才品兼优，洵堪大造。”
       “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可统军出关……尤宜假以事权，责成滇粤督抚勿掣其肘。
  “清政府纳奏，于五月十九日有旨给广西巡抚倪文蔚：“该藩司到任后，倘边防紧急，即着派令出关督办，以资得力。”
  结果是徐廷旭成了援越桂军的统帅。而倪文蔚则不断地受到朝廷清流们的诽谤、排挤。“清流派官员仍不断上奏，称广西巡抚倪文蔚不知兵事，而徐延旭则可大用。”有的说他不懂军事、不懂洋务、不懂边情，不适合为将才。甚至说倪文蔚“局量稍隘，恐于驾驭人材之道未甚相宜，至于应变决机，尤其所短”，极力要将其赶出广西而另派“知兵大员”蒞任粤西，也就是让徐廷旭来当此大任。
  光绪九年，倪文蔚在陈宝琛、张佩纶、洪钧、廖寿恒以及张之洞等人的议奏中调离广西，补调广东廵抚。老将冯子材也不得已辞卸了提督之职。结果是抗法战争遭遇到了开战之初的北宁惨败。徐延旭被处斩监候而死于狱中，张佩纶等一干极力推荐者也受到了处置。
  朝廷也自然改变了对倪文蔚的看法。倪文蔚依旧在尽忠职守，不但在对越南的抗法战争中全力承担着朝廷的任务，还严密关注着外国侵略者对台湾的一举一动。光绪十年，他与两广总督张树声联名给朝廷上奏一份《竭诚筹办疏》陈明了他们在粤东的布防情况，也表现了誓死捍卫国权“誓不與賊俱生”的决心。
“伏查粵東，處處瀕海，瓊州又孤峙大洋，兵單餉絀，防不勝防。自去年秋冬以來，臣等增兵簡器，竭力籌備情形，業經節次奏陳天聽，雖倉卒布置，守禦難周，然扼要以圖，日與將士講求戰守，密飭各屬聯絡紳團，激勵忠義；萬一彼族狡焉來犯，誓不與賊俱生。”
也就是在这一年，据本邑《倪氏家谱。倪文蔚传》所载：“倪文蔚先后会同彭玉麟、张之洞、冯子材等率兵反击，收复了失地”只是“倪文蔚却因在安抚越南沿海居民时‘措词失当’遭到朝廷‘申饬’。”
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不知当时的所谓“措词失当”究竟都有些什么样的内容，也不知朝廷为什么会因此而对这样一个尽忠守职的有功之臣，轻易作出“申饬”，但倪文蔚无论是在战前的形势判断还是战起之后的所作所为，都是有功无过，无负江山社稷的。这一点，越来越多地在史学界的文章中得到证实。
三．鞠躬尽瘁的河道总督，忧悸成疾的死而后已
光绪十二年四月，倪文蔚因病离职，回乡就医。未及一年，返京入朝。光绪十三年五月，年过六旬的倪文蔚被授任河南廵抚。才离兵燹匪患之疆，又入水患频仍之地。甫至三个月，便赶上黄河在郑州决口，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所幸，这次朝廷念其到任不久，未加降责。光绪十四年正月，倪文蔚启动了以工代赈、既解救灾后民众生活，又可以充实修筑堤坝所需大量劳力的工程。而且申请到了朝廷拨给的银两，还有朝廷派出的尚书李鸿藻、河东河道总督李鹤年一同协议操办。修堤、筑坝、开河，工程一定是可以抢在洪水到来之前圆満完成的。
但无论倪文蔚如何努力，也无法对抗大自然神鬼莫测的变化。这年，一场突然提前到来的汛期，便得他的半年努力功亏一篑。刚刚筑起的新堤，抵挡不住汹猛的洪水，多处溃口。
据《倪氏家谱》所载，倪文蔚受到了摘除顶戴、免职留任的处理。有着强硬后台的尚书李鸿藻被朝廷召回，河道总督李鹤年革职查办，充军遣戍。
但《清史稿》却只有这样的记载：“十三年，河决郑州，上命鸿藻驰往督办。先是河道总督李鹤年、河南巡抚倪文蔚议於西坝兴工，鸿藻至，仍之。又续兴东坝工。叠遇奇险，皆力为固守。会伏秋汛至，西坝失事，请暂停工。上以鸿藻督率无方，革职留任；并夺李鹤年河道总督，命鸿藻暂行署理。”未曾提及倪文蔚降罪之事。
但倪文蔚去职降级留任之事是肯定。而且，即便如此，朝廷一干趁机落井下石者，尤嫌不够，还罗列了诸如滥发工饷、延误工期等种种罪名，一再参劾。直到经新任河道总督吴大澄力查证实，御史们的参奏是子虚乌有，倪文蔚才没有进一步被追责降罪。
倪文蔚一直没有将个人得失放在心上，依旧率领众河工在汛期之后奋力抢修补缺，疏竣排泄，与新任河道总督吴大澄一道，尽职尽责履行着他的使命。
2007年8月23日，《郑州日报》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题为《石桥堵口和洋务》，文章说道：
“新任河道总督吴大澄巡抚倪文蔚系开明的洋务派官员，为了早日堵复大堤，两人奏请朝廷尽快引进外国机器、设备、物料用于石桥堵口工程。为了加强治河工程部同中央的联系，巡抚倪文蔚奏请开通省会开封至北京的电话线、建立电报局。倪文蔚还同洋务派首领李鸿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函商，向英国汇丰银行借白银１００万两，购买了五里长的小铁轨和１００辆运用人力畜力的道轨运土铁车、一套电灯设备和小发电机，还从老运河上调来两艘小轮船。夜晚，十里长堤电灯通明，运土车东来西往，小轮船响着汽笛频频往决口处运料。大堤上下万人攒动日夜施工，成为旷古罕见的黄河景观。”
在施工中，河道总督吴大澄发现将石头抛入决口修堤筑坝很不稳固，极易被水冲走。经李鸿章批准从旅顺港拨来３０００桶进口水泥，派来有技术的工匠。他们除了堵口还砌筑了一道水泥灌浆的石坝从南岸延伸到中流进行分洪。第二年１２月耗银１０００万两余，先后征用兵民十万余人，终于将决口堵住。１９６９年在“引黄虹吸”工地上，郑州河务局孙泽中工程师指着河中坚固的石砌大坝对笔者说：“洋器的引进和使用缩短了堵口工期，保障了工程质量。从此，石桥险工不险，一百多年来，分洪坝巍然挺立，成为洋务派治黄的重要标志。”
虽然，这样的成就，人民的付出是主要的。但如果没有吴大澄、倪文蔚的努力施为，也是不可能有此成效的。这样，这年年底，清朝廷便撤销了对倪文蔚的处分，官复原职。到光绪十六年(l890)，又授任他为河道总督，仍然以治理黄河水患为任。此时，倪文蔚已67岁。在李鸿章派任其家奴来取代他的河道总督时，依旧心系于黄河治理，却已经是心力交瘁、进退维谷的倪文蔚也便在此时翕然长逝。
四．著述功千古，书画亦名家
倪文蔚是一位才智过人的官僚大臣，不仅勤政爱民、尽忠职守，恪守忠君为国的为官之道，还是一个多才多艺、潜心于著述的有心之人。他所历经长江、黄河的两处治水工程，可圈可点，不但百年之后，犹存人们的记忆之中。尤为难得的是，两处治水，他都为后人留下可资借鉴、可供研究的著述。
在荆州知府任上，倪文蔚除了撰写《禹贡说》一书外，还纂修《荆州万城堤志》十卷、《万城堤志续》十二卷。主持纂修《荆州府志》。给留下了大量水文、水利资料。为今人研究长江防洪、防汛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倪文蔚还在《荆州万城堤志》一书中提出：“广营高岸，力制湍流，非治水之善策。善治水者，于其合也，分而疏之，于其溢也，旁而蓄之。”主张筑堤、疏导、蓄洪兼施、科学而切实可行的治水方略，充分显示了他的真知卓见。
在治理黄河水患中，他和后任河道总督吴大澄(或作吴大澂)协力施工，配合默契。而且两人共同参研，著下了《三省黄河全图》。有的文献称《黄河全图五卷》，吴大澂、倪文蔚同撰。也有的文献将其与刘鹗所撰的《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四卷》混同一体。吴大澂是考古学家，不懂水利，刘鹗是水利专家，参予多处河道治理，是一个知识面很广的事业家。他虽然做过治河的道员，也有机会当知府，但他志不在官而在事业。吴大澂、倪文蔚主持的黄河大坝堵口复建工程合龙后，也请到刘鹗进行过勘测。但《三省黄河全图》一书却是吴、倪二人所撰。刘鹗另外撰有的书便是《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四卷》。与《清史稿》所载相同。
《三省黄河全图》的撰写，说明倪文蔚对于治黄工程的态度，不是停留在单纯地履行一个地方大员在其位谋其政的责职层面上。而是本着人民利益、朝廷利益为重的精神，高瞻远瞩、认真负责，为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水患，积极地献计献策，不失时机地提供有价值的资料、依据。做的不是地方大员的本职，而是一个有识之士的为民为国、兼济天下的具体。
除了上述这些富含学术价值、历史价值的著述外，倪文蔚还著有《两彊斋文存》二卷、《两彊斋诗存》四卷、《两彊斋馆课赋存。附试帖诗》一卷。(县志及不少典籍作“两疆勉斋”，本文从《清史稿》。)标示着倪文蔚在诗文上的不凡造诣。在邑内，倪文蔚流传的诗、文、联不是很多。但在他所在的任所，有关他的诗联却不难寻觅。
同光之际他在任荆州知府时所作《硪夫曲》，记述了荆江大堤修筑过程，是一首象“竹枝词”一样的作品。诗的开头这样写道：
“岷江东下接沮漳，激流奔涛势莫当。八柜久湮三海涸，只今长策重修防。”
以一个当大任、有修为的官僚之视角，道出了修筑荆江大堤的必要性。是他的见解，也是他的心声。
有网友发帖，云：
“倪文蔚上任荆州知府时在衙署立下的一幅政联：
问谁为倚马才，请试万言，断不吝阶前尺地；
愿相戒牧猪戏，习勤有甓，慎毋抛世上分阴。
        上联体现了主人礼贤下士、广纳人才的抱负；下联则是对官员僚属惜时勤政、建功立业的共勉。这幅流传甚广的政联，也正是倪文蔚治理荆州时努力追求的人生理想和为政目标。”
俗云：文如其人，诗品亦是人品，一诗一联尔，已是不难看出倪文蔚的为人之道，为官之道堪称楷模、足言风范生平。
    倪文蔚是立身咸丰、同治、光绪三代的封疆大吏，名重南北。比较鲜为人知的是，他不仅公余潜心著述，集有大成。还是一位工于山水、长于书法的书画大家。《寒松阁谈艺琐录》
    对于他的作品有这样的评介：“工画山水，沈郁浓厚，苍秀萧疏，不扬一格，不魄名笔。《中国画学全史》也有“皆能追踵古人，自立门户，为一时名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他的书法作品也有不少留传在世，成为弥足珍贵的书家墨宝、社会的财富。


蔡仲贤，字国清，诨名蔡老五，早期黄梅戏艺人,，是黄梅戏的开山鼻祖。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十三日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香茗山南麓蔡家大屋（今麦元乡中山村），民国三十一年（1942）殁于至德县（今东至县）马坑乡后河蔡坑，终年78岁。他幼年聪明伶俐，仅读两年私塾，竟将《三字经》、《千字文》、《四书》读完。其父蔡品端系本地徽班艺人。
蔡仲贤小时因受父辈戏艺的熏陶，特别喜爱唱戏，还会唱民歌、小调，但由于家境贫寒，十岁出头，父母将他学砻匠（去稻壳的工具），从此，他一面做手艺，一面默默地在戏班里学戏练功，但父亲因自己唱戏收入不能养家活口，再也不准儿子上台唱戏。小仲贤只能在班里敲敲锣鼓。有一年班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次在分亩岭唱《许士林祭塔》，快要开台时，扮演许士林的演员，陡然患病，那时班里的人少，一个萝卜顶个宕，一时无人顶替，眼看戏演不成，全班人急得团团转。正当这急于星火的时刻，一个打小锣的小伙子，自告奋勇，要求登台顶角，结果出色地完成了这场演出，并赢得了观众的赞誉。这位一鸣惊人的小伙子就是后来诨号叫作蔡老五的蔡仲贤。
　蔡仲贤通过《许士林祭塔》的登台表演，班里前辈一致认为他是艺坛的一枝新苗，故说通他父亲，正式让他加入徽戏班学戏，从此他边打砻子边唱戏，有工就做，无工即唱戏，白天做工，晚上唱戏。生活来源主要是靠制造砻子，演唱只是为了娱乐。年近弱冠的蔡仲贤，不久就学会了一到十个入门戏，如：《一捧血》、《二进攻》、《三结义》、《九戏宫》、《十八扯》等，同时还掌握了唱、做、念、打等舞台基本功。
　蔡仲贤的戏德更为高尚，不管唱主角。是当配角，既演旦，又演丑，既演文，又演武，样样都行，如扮《二龙山》的马童，连翻十几个小翻，接着又顶王道宗，文武俱佳。光绪十年（1984）蔡仲贤被宿松廖河湾请去唱戏，班上人手不齐，他又是缺什么演什么，如《双合镜》中的家院，《双救主》中的冯素珍，《珍珠塔》中的方氏和《白扇记》中的黄氏，乃至小戏中的小丑、小旦，一末十杂，样样登台，演谁象谁。因此，他不仅在同行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就连方圆几十里的观众，无不慕名争看他的戏。当时廖河湾有一中年妇女看入了迷，蔡仲贤唱到哪里，他就看到哪里，当看过《牌环记》中“打红梅”一出，她硬是拉着丈夫去后台找蔡仲贤，蔡此时还未卸妆，她亲热地挨着蔡仲贤坐着，双手摸着蔡的肩膀说：“你好可怜啊，到我家去过吧！”丈夫笑说：“他是装的呀”她接着说：“我晓得他是装的，不是装的，还要被姜氏磨死哩！”结果，丈夫拉着她的手，叫她回家，他便拉着蔡的手不放，弄得蔡仲贤面红耳赤，旁观者亦捧腹大笑，至今还传为美谈。


　   沈天鸿，1955年生。安徽望江人。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高校兼职教授、安徽省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作品有诗集《沈天鸿抒情诗选》、《另一种阳光》、《我和世界》；散文集《访问自己》(《中国当代青年散文家八人集》B卷)；文学理论集《现代诗学》等。大陆、港、台40多家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当代散文精萃》、《中国当代诗歌经典》、《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等多种选本收有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