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江堤残碑小考（转）

小城大事

一、残碑的发现
　　2014年4月底，胡平初老先生在安庆长江大桥桥头公园晨练时，在附近的江堤旁偶然发现了一块带有不少文字的残碑。胡先生是位热爱文物的有心人，认为此碑应该有一定的文物价值，便发短信告诉我，并通过电子邮件发来残碑的一组照片。我仔细查看了一番，做了一点初步的分析，觉得挺有价值，第二天安庆市博物馆得知此消息，收藏了这块石碑。
　　二、碑文的内容
　　这块石碑大概只残存了原碑的三分之一（见图），根据残存情况判断，原碑宽在1米左右，高在1.6米朝上。现在残碑上还留存有130余字，均为楷书，仍能清晰可辨，但可惜立碑机构与立碑时间都已缺失。为了弄清原委，笔者根据这些文字在互联网上进行了广泛的搜索，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有重大收藏，惊喜的找到“明嘉靖五年二月常州府无锡县里社碑”、“明嘉靖五年八月常州府武进县乡约碑”、“明嘉靖五年四月徽州府祁门县乡约碑”三碑内容与安庆江边这块残碑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三处“里社乡约碑”立碑时间均为明嘉靖五年（1526），显然这不是一种巧合。
　　为了解开这个迷团，笔者又查阅了大量史料。原来，在明嘉靖初年，明朝中央礼部正式檄文全国，要求各地方举行乡约。嘉靖五年，应天巡抚陈凤梧行文南直隶各地，积极倡导和推广建立乡约里社。而上述四处无锡、武进、祁门以及我们安庆，在明代都属于南直隶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江苏、安徽两省），这就说明，四处碑文内容正是传抄南直隶长官应天巡抚陈凤梧倡导“乡约”的行文。所以，除了立碑府、县名称之外，四处石碑正文内容完全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结合其它三处碑文内容，可以把安庆这块残碑内容补充完整，如下：
　　安庆府怀宁县为申明乡约，以敦风化事，抄蒙
　　钦差总理粮储兼巡抚应天等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陈  案验备，仰本县遵照。
　　《洪武礼制》：每里建立社坛场一所，就查本处淫祠寺观毁改为之，不必劳民伤财。仍行令各该当年里长，自嘉靖五年二月起，每遇春、秋两社，出办猪羊祭品，依式书写祭文，率领一里人户，致祭五土五谷之神，务在诚敬丰洁，用虔祈报。祭毕，就行会饮，并读抑强扶弱之词，成礼而退。仍于本里内，推选有齿德者一人为约正，有德行者二人副之。照依乡约事宜，置立簿籍二扇，或善或恶者各书一籍。每月朔一会，务在劝善惩恶，兴礼恤患，以厚风俗。乡社既定，然后立社学，设教读，以训童蒙。建社仓、积粟谷，以备凶荒，而古人教养之良法美意，率于此乎寓焉？果能行之，则雨阳时若，五谷丰登，而赋税自充，礼让兴行，风俗淳美，而词讼自简。何待于催科？何劳于听断？而水旱盗贼亦何足虑乎？此敦本尚实之政，良有司者，自当加意举行，不劳催督。各将领过乡约本数，建立过里社处所，选过约正约副，姓名备造文册，各另径自申报，以凭查考。其举之有迟速，行之有勤惰，而有司之贤否于此见焉。定行分别劝惩，决不虚示等因。奉此。除遵奉外，合将备蒙案验内事理刻石，立于本社，永为遵守施行。
　　三、关于古代的里社、乡约
　　根据明嘉靖三十三年的《安庆府志》记载：“里社坛，怀宁六（处），桐城四，潜山四，太湖八，宿松六，望江四，各在各乡。乡人春、秋集以祀里社、里稷之神。”这与上述碑文内容“每遇春、秋两社……致祭五土五谷之神”相一致。说明在明嘉靖年间，安庆地区各乡里社确实有春、秋两季祭祀五谷之神的习俗。
　　而乡约，最早出现于宋代。陕西蓝田吕大临、吕大防兄弟于1076年首先创立了“吕氏乡约”，被视为我国古代乡约的源头。其主要内容是扬善惩恶，对乡里社会实行教化，在乡里社会提倡互敬互爱、患难与共的淳朴社会风气。
　　到了明代，在统治者的推动下，乡约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据《明史》记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倡设“老人制度”，希望通过“里设老人，选年高为众所服者，导民之善，平乡里争讼。”而明代最著名的“乡约”，莫过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一代心学大师王守仁（王阳明）亲自起草制定的《南赣乡约》，其主要内容有：选德高望重的人当任约正、约副等职，每月召开一次全约会议，纠恶扬善；强调相互帮助，调解民事纠纷；维护社区治安；进行社会监督；移风易俗，力行节约等。
　　王守仁学问堪比朱熹，且官至“中丞”，他的思想对明代中后期的士大夫，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其订立“乡约”之举也不例外，影响力很大。
　　前文已述，包括“安庆府怀宁县乡约碑”在内的南直隶四处现存“乡约碑”立石时间均在1526年，即王守仁《南赣乡约》推行后的八年。从内容来看，“安庆乡约”显然也受到王守仁乡约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以民间自发订立与官方行文倡导并举的乡约形式，在明朝中后期很是流行。刘 东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