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 文/韦其江

118De小口袋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上面这段语出10月15日上午习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他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

    中国自古便有“文人固穷”之说，意指读书人要保持道德节操，不因形势窘迫而改变自己的意志，并非当下所理解的“读书人本就贫困”那样。时过境迁，现如今，互联网造就了大批“一夜暴富”的“文艺土豪”，从近年来的网络文学富豪榜便可窥一斑。社会转型时期，开放思潮的合理包容度，形成文艺市场的“百花齐放”现象，但也因如此，使文艺或多或少地沾上了铜臭味。一些文艺创作者披着“繁荣文化”的外衣，满脑子“金钱至上”。诚然，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有云，生存才是第一要素。但生存之外，速效的浮华快餐成为他们的追求目标。好似断线的风筝，早已找不到放飞他们的那根朴实之线。

    座谈会上，很多文艺工作者都是大家熟悉的面孔，王蒙、莫言、冯小刚、陈凯歌、陈道明等，特别是笔者看着长大的83版《西游记》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看到他自然会联想到那个“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齐天大圣，总有丝丝怀旧的感动油然而生。他们的作品基本上既叫好又叫座，做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更为重要的是，很多文艺工作者能坚守住道德底线，在市场化的经济洪流中尚未失去最初的梦想，更因这种梦想使得他们的人格魅力能大放光彩。

    然而离开市场，文艺创作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形如死水，状若朽木，市场和作品就像“一根绳上的蚂蚱”，缺一不可，互补互为，哪怕创作者创作出自认为优秀的作品，没有市场的认可，作品再好，却难成气候。没有市场，“百家争鸣”就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撑；没有市场，文艺产业就不可能做大，做强。但事物的两面性又告诉我们，市场又暗草丛生，暗流涌动，特别是市场自由化带来的种种焦虑与不安。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文艺作品，以经济利益为考量，以“博人眼球”为标杆，置社会道德于不顾，唯“收视率”为目的。有些作品格调不高，专盯脐下三寸，炮制花边作品，仿佛带点黄、沾点色、露露点，就能俘虏住观众；

    还有的作品故意迎合少数民粹主义者，这些作品的确满足了部分人的民族情绪，但经不起些许逻辑推敲和历史检验。

    特别是近年来一些所谓的“抗日神剧”，从“手撕鬼子”到“被奸女兵起身杀敌数人”，再到“美女裸体与八路军战士相互敬礼”的低俗画面，国产抗战剧的泛娱乐化一再成为被炮轰的焦点。粗制滥造，颠覆历史，科幻、武侠、悬疑、时尚、性感……一切能够“博眼球”的手段都尽显于原本应当严肃庄重的抗战剧中。尤其是笔者印象颇深的抗日电视剧《箭在弦上》，其中一剧说的是某位抗日女侠在被鬼子强奸后突然爆发，原地窜到半空，裤子自动穿好，突然间把二三十个日伪军全部射死。如此违背常识的桥段，让一些观众大呼：“大姐，你早干嘛去了？”如此剧情，别说日本演员不信，就连国人也大跌眼镜，直叫人智商余额不足。

    在前不久出版的《文化热点面对面》一书中，文化部部长蔡武接连发问，他认为行政权力对艺术的发展不要过多干预，才能促使文艺大师的涌现。这句老生常谈的话，虽是常识，却直击要害。如果文艺沦为权力的奴婢，便会媚权，甚至举步维艰，处处被掣肘，创造力堪忧，创新力不足，自由的思想火花被权力浇灭，就很难创作出不愧于时代的精品。同样，文艺不能沦为市场的奴隶，也不能媚俗。

    习总书记说，“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为民众服务，不等于越下里巴人越好，越媚俗、越流俗越好。突破底线，粗鄙不堪，既低估了民众的审美观，也成为自我贬低的精神粗虐。其实，当文艺与市场二者间取得一个中位点，便能实现各自的“效益最大化”：赢得了市场认可，获取了人民掌声，这也是下一步文艺创作的方向。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开放的时代。文艺要实现脱胎换骨式的繁荣昌盛，就必须实实在在地遵循文艺的发展规律。“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或许，我们能从习总书记这段话中找到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