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与刘若宰后人的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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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喜欢性格耿直的人，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学同而志相近者，复得数人”，其中包括比他大十来岁的刘辉祖和刘捷兄弟俩。刘辉祖，字北固，是方苞“术业之近者”；刘捷，字古塘，是方苞“志之趋近者”。
　　刘辉祖（1658～1708）和刘捷（1658～1726）这对兄弟可不简单，他俩是明朝安庆第一位状元刘若宰的后人。清末陈康祺的笔记《朗潜纪闻》中有一条“祖孙兄弟分占三头”：“桐城刘辉祖，康熙庚午乡举第一。同产弟捷，举康熙辛卯乡试亦第一。兄弟解元，世所罕有。而其祖若宰，实前朝崇祯戊辰及第第一人也。《望溪集》纪之。祖孙兄弟，分占三头，是不得不归之堪舆之灵矣。”刘若宰是怀宁人，刘辉祖和刘捷怎么变成了桐城人？方苞《刘古塘墓志铭》明明说：“古塘姓刘氏，名捷，怀宁人，流寓江宁。”
　　方苞在另一篇文章《四君子传》中说：“刘捷字古塘，先世怀宁人，迁于桐，既而流寓金陵。”原来如此，怪不得桐城与怀宁都说刘辉祖、刘捷是本县人。刘氏迁到桐城的时间，现无考证。方苞24岁入国子监读书时，刘辉祖已在京城逗留数年。方苞一度寓居刘辉祖的书斋，“辩论经史，衡量并世人才”。方苞有个习惯，白天学习用功，累了，晚上总是先上床睡觉，他叫刘辉朗诵诗词、古文给他听，听着听着就入睡了。后来，方苞在《刘北固哀辞》中回忆了他和刘辉祖相处的美好时光及感人情景：“善于北固者，多余昵好。”“或辨论相持，杂以诮让，而胸中所怀，无毫发间隔。”
　　方苞（1668～1749），属于17世纪60后，而他结交的大多数为50后，如戴名世、张自超、刘齐、徐念祖、朱书、刘辉祖、刘捷……对于这些朋友，戴名世如此评价：“此数人者，持论龂龂，务以古人相砥砺，一时太学诸生皆号此数人为狂士。”（《徐贻孙遗稿序》）方苞也说：“齐与其友数人为清议所从出。自齐归，其友亦次第归，太学生虽有洁己自好者，而气概不足以动人，清议由是消萎云。”（《望溪集·四君子传》）在他人看来，这是一帮“恃才放荡”、“语多狂悖”之徒。
　　刘辉祖1690年乡试第一名，并著有《藕浦诗文集》40卷。身为解元的他为何不去考进士呢？考了而没考中，便绝意于科场？至于刘捷的科考，方苞倒是做了解释。1711年（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案发，方苞因给《南山集》作序被株连，关进江宁县监狱。不久，他被押解到京城，定为死刑。1713年，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方苞免死出狱，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成为皇帝的文学侍从。刘捷“及余以《南山集》被逮，冒危险以急余，如所言。辛卯乡试（笔误，应为庚午乡试）为举首，以随部檄，挈余妻子北上，失会试期，后遂绝意进取。”复旦大学刘季高教授校点《方苞集》，对此段作了注解：“……为礼部者，独不喜捷所为文，磨勘停一科。癸巳秋特行会试，将赴公车；会其友方苞以戴名世文集牵连编旗伍，檄有司解送妻子北上；捷曰：‘吾义不可不偕行。’至京师，试期已过。其后病且衰，竟未得一与礼部之试。”刘捷因一路护送和照顾方苞的妻子而耽误了参加会试的时间，后来因身体不好就没有再考了。
　　清人笔记中，多说刘捷与刘辉祖“同产”，即同母所生。又说他俩同一年（1658年）出生。不知是记载有误，还是兄弟俩一个正月生一个腊月生？方苞《刘古塘墓志铭》中说刘捷死于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廿五日，活了69岁，按虚岁算，确是生于1658年。刘捷1711年乡试第一名，年纪不小了，53岁。而“南山集案”正巧发生在这一年。
　　刘捷年轻时“尚侠”，爱以英雄豪杰自居，穿短衣，佩戴猛厉的饰物，唯恐看见他的人认为他是个读书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将刘捷列入“狷介类”，举了两个例子，一则“刘古塘不合即行”：刘捷幼年丧母，家境贫寒，母亲的娘家给了几十亩田地。长大后，他自谋生路，把田地给了弟弟。刘捷成为生员后，得到当时人们的称誉，管教育科举的学政用重金来招请他去做事。他每年回家的时候，卸下行装，遇到亲戚旧交，把钱财随手散尽，结果搞得自己物质匮乏，常常没有饭吃而饥饿，但他淡定自若，从不叫苦叫穷。
　　另一则表现刘捷“狷介”的事例为“刘古塘辞年羹尧”：年羹尧任四川巡抚，执意邀请刘捷一起前往，刘捷勉强答应了。年羹尧和他商量提高百姓赋税，刘捷极力规劝，阻止了这件事。事后刘捷找了个理由离开了年羹尧，并且说：“他的心思和我疏远了，他又怎能遵守我的意见哪怕满一个月时间呢？”后来，年羹尧任川陕总督，又邀请刘捷前往，刘捷当了一个月幕僚就离开了。
　　方苞听哥哥方舟夸奖刘捷精干勇猛，重义气，就想与他交往。初交时，与刘捷辩论被压在下风，心里很不服气。后来通过相处，方苞佩服刘捷的品德涵养及一身正气。方苞牢记着刘捷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士之大闲二：其一义利也，其一利害也。君子怀刑，设子遘祸殃而我退避，以为明哲，可乎？”意思是说，读书人基本的行为准则关乎两个方面：其中一方面是义和利，一方面是利和害。君子畏惧刑律，假如你遭遇灾祸而我躲避，并认为很明智，可以吗？方苞因《南山集》案被捕入狱，刘捷冒着危险急切地救助他，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义和利、利和害面前做出了一个读书人应有的选择。方苞从刑部大牢中被释放出来后，写了一篇《四君子传》，记述了刘捷等四位“君子”的事迹，以保全他们的声誉和名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