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中国科技大学为什么没有落户安庆
（一）《迁校经历与评说》蔡有智
——时任中国科技大学革委会四位校常委之一
一九六九年，大学都向《朝阳农学院》“取经”。科大的教改组到朝农取经后，在工军宣传队的主持下，向当时科学院的领导和国务院分管教育的机构写了一份报告，申请离开大都市到离城市较远但还有方便交通条件的地方办学工、学农、学军的教改基地。这个报告可能是国务院科教组决定将科大列入北京十三所下迁高校之中的原因之一，但我认为根本原因绝不是这个，我们不必武断地去追求结论了。 当时说的是“战备疏散”。九月下旬宣传队带队，分两组去湖北沙市和河南寻找疏散地址。沙市有科学院的干校，河南组带有中央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给河南省的亲笔信。预计去这两地选址会容易些，我是去河南组的成员，因为带有刘西尧同志的亲笔信，我们受到了省生产指挥组组长的接待，他让我们去南阳地区看看，在谈话中我们意识到他们对科大来河南不大积极。 我们在南阳周边和邓县看了不少地方，地区的同志说：土地有的是，三千亩五千亩没问题，但我们南阳没有接收一所大学的能力。两组选址人员回到北京，都表示这两地没有条件，不能去。接着又派两组，一组去江西，一组去安徽。我是去江西组的成员，到江西省后，省里（江西省）明确表示不能接收科大。安徽选址的同志在宣城地区看了以后也觉得不行。在这两组人员还没回到北京时就接到了定点安徽省安庆市的通知。 地址是安庆市马山，一幢三层小楼和一间食堂，总共有七八十间房。因文化大革命武斗，房子的门窗全无，有的砖垒石砌。自来水不通，由市内到山上，要爬山过沟，交通很不方便。十二月初先遣组到了安庆，十二月十七至三十日接连来的两批下迁人员，其中还有几户家庭。一场大雪，使天气骤冷，睡地铺的垫草买不到，吃水要过一条沟到对面山上去挑。 我们求助地区生产指挥组批指标，到江南的广德山区买了两吨木炭紧急取暖。条件困难，局面较混乱，再加对学校下迁疏散存在的疑问和意见，人们情绪有些激愤。这时又发生了两件事件，一是一位女实验员下来时由于小孩子没法安置，就将孩子带下来了，一个孩子送到桐城县的婆婆家，自己带了一个，没几天在婆婆家的那个孩子突然死了（因为是农村无条件急救），引起了不少人的同情与伤心。 另外还有一件事，是在厨房值班的几位学生把来院子里偷吃蔬菜和粮食的一头猪杀掉了，这头猪是附近几名解放军为连队护养的瘦弱猪，他们为丢猪急得眼泪直流，学生说：我们心里有气，如此冷天我们值班，受臊猪捣乱，杀之该当！最后只能由系里的军宣队去道了歉，并给了赔偿。这时带队到安庆的工军宣传队有两名副总指挥，各系还有一名宣传队负责人，在安庆的总人数已有九百左右。 接北京的通知，第三批即将由北京起程到皖。这时已到安庆的四位校革委会常委认为，由于安庆的条件及困难局面，应急速回北京汇报，人员下迁暂缓。宣传队的两位副总指挥不同意回北京汇报。意见相左，宣传队主张第三批人员可以下来，可以利用食堂住人，还可找市里借房。在意见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四位常委决定回北京汇报安庆的实际情况，稳妥做好人员下迁工作，四常委当即动身回北京。 到北京后确实使第三批人员未能动身，但是没有人听他们的汇报。我是四常委之一，当时科学院的军代表和革委会负责人批评了我们，同时也听了我们的一些说明，我想事件就此了结啦。然而，后来此事被安徽驻校宣传队说成是反对下迁的“四常委回京反革命事件”，为此纠缠了好几年。因为实在是无任何说明是反革命的内容，只好不了了之。与此事同时发生的还有一件是学生到合肥火车站等候科学院领导和学校领导，想告诉领导安庆不适合办学校，希望不要把学校迁下来，有一二十名学生，被警察阻拦没有见到来合肥的科学院和学校的领导，此事也被宣传队说成是反搬迁的反革命行动，因此也纠缠了几年不了了之。在如此强烈的反应下，很快停止了向安庆搬迁。1970年1月底下迁地址定在了合肥，使用合肥师范学院和银行干校的校舍。人员和物资的搬迁到十月基本结束，共使用搬迁费七十多万元人民币。设备、物资到合肥后堆放零乱。人员分散在淮南、马鞍山、铜陵、白湖农场、寿县农场和合肥等地搞“斗批改”。“占领反占领”、“改造反改造”、“搬迁反搬迁”是科大到安徽后斗批改的主旋律。“战备疏散”就这样演变成整个学校迁址，至今也没有看到当时有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搬迁安徽的正式中央文件。
（二）《有关科大外迁的一些情况》
王锡鹏
时任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
现经回忆，就我所了解的有关中国科技大学下放外迁的有关情况提供如下。 一、一九六九年，随着斗、批、改运动的深入发展，科技大学革命师生为冲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坚定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曾主动提出了创办“五·七”实验基地的意见，并与院里数次交换意见之后，由科大工、军宣队指挥部、科大革委会、院工、军宣队指挥部、院革委会联名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是由刘西尧本人转送的。 据我回忆，事隔月余之后，刘西尧曾告诉我，科大的报告由李先念、谢富治两位副总理批了，同意他们的报告，刘西尧并叫我到科大去一次，将此情况转告科大指挥部，让他们开始考虑基地的选点等准备工作。我没有看到过两位副总理的批示。但我是向科大工、军宣队指挥部的负责人转达过刘西尧的这个口头传达。 二、后来，北京各大专院校都纷纷赴京外选择基地。我记得有一次，刘西尧在一个小范围内曾传达过陈伯达的一个指示（可能有尚可、刘桂英等人在场），大意是，为了贯彻战备精神，北京除留北大、清华等几个学校外，其余大专院校有的要外迁，有的要撤销。刘西尧说，既然科大已打了报告，两位副总理也已有过批示，就应借此机会全部下放下去。而且刘西尧有一次在和我本人个别交换意见时说，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留在科学院也不好管，因此他的意见是借此机会“全锅端”。这样，经在院工、军宣队和革委会的联系会上刘西尧讲了一下之后，就将科大全部下放的决定形成了。在此问题上，李先念、谢富治两位副总理的具体批示是什么，我不清楚，但科大的报告是办“五·七”实验基地，并不是要求把科大全部下放下去，这一点也是清楚的。 三、科大广大革命师生得知中央批准他们创办“五·七”实验基地消息后，曾主动到广西南宁市挂钩，特别是关于无线电专业，拟在那里搞点。我记得刘西尧对此也是不同意的。刘要求科大先到河南信阳地区选点，为此，我记得刘西尧还给纪登奎同志写过信，后来据刘说，中央到河南去的单位太多，压力太大，登奎同志不欢迎。刘西尧见了李德生同志，李欢迎科大下放到安徽去，并介绍了近几年来安徽省的形势及发展前途，说科大下去大有英雄用武之地。关于科大下放安徽的决定，是刘西尧与李德生同志亲自决定下来的。 四、科大下放安徽，很多师生是不同意的，并在当时多次来院反映情况，告诉他们已在南宁挂了钩，那儿也很欢迎，而刘置科大师生的不同意见于不顾，仍坚持要放到安徽去。并派我几次去科大指挥部，督促尽快地进行搬迁。我记得当时科大师生提出要进行辩论，后来刘西尧也未为此去听过意见。 五、科大大批师生搬到安庆之后，由于大家持不同意见，对此进行抵制，出现了一些问题。当时发生的问题刘西尧是知道的（是省革委告刘西尧的，还是李德生告刘西尧的，我不清楚）。大概是九月的一天，刘西尧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当着尚可和我的面交待，说李德生同志要去合肥，要我们马上去合肥，借此机会办理移交手续，否则科大闹起来不好办。 当时院里写了一个关于科大进行移交的决定，我记得有三条内容： 第一，决定科大下放安庆，建制归省里领导。关于经费问题，因当年预算已编在科学院预算之内，所以暂由院里管到年底； 第二，当时为了和缓科大部分师生的对立情绪，减少搬迁下放工作中的阻力，刘西尧又耍了一个手法，即关于南宁地区科大师生自行选的那个点可以不动（实际上是要拆散）。如果放到安徽之后，省里要求那个部分也合并在一起，应由省里去定； 关于决定中的其它内容记不清楚了。关于文字的东西肯定是有的。我和尚可去安徽时，是拿着这个文件，并当面交给了李德生同志的。 我们去安徽之前，刘西尧当面对我们有过如下交待： ⑴要抓住李德生同志在安徽之机，将科大的移交手续办好。到安徽之后的工作，向省革委会请示； ⑵我曾问过刘西尧，科大下放之后，今后的方向及专业设置等问题如何考虑，刘西尧表示，移交之后，由省里去作考虑，科学院不再插手； ⑶经费也要尽快转过去，减少麻烦； 等等。 总之，刘西尧的意图很清楚，将科大一脚踢出科学院了事。还有一件事情也能说明刘西尧的心情。当时刘把科大的房子要交给铁道兵，我有不同意见，刘说，要搞就搞彻底，不留尾巴。 六、关于赴安徽办理移交的过程： 确定由尚可和我代表指挥部及院革委会赴安徽办理移交之后，据我回忆，我们曾赴科大指挥部与该指挥部和我们一同前往的赵（？）副指挥仔细研究过对策，我记得关于去的目的是对科大师生保密的，而且对科大革委会同去的杨秀清等同志也是保密的。 我们为了赶在李德生同志在安徽期间办理好移交手续，原订购飞机票，后因天气不好，飞机不能在合肥降落，又临时改为乘火车前往。 等火车开出之后，我和尚可在火车上才向科大革委会同去的同志传达了真实意图，并做他们的工作，一同研究了对付已在安庆的那部分师生的对策。 为了避免让我们与科大师生在合肥车站直接进行接触，李德生同志特地安排破例让火车在合肥前一站停车，通知我们下车，并派小车直接把我们接到了稻香楼宾馆。 我们到宾馆之后，第一件事先向刘西尧通话，汇报了我们到达合肥的情况（是尚可打的电话）。 接着，省革委会通知，李德生同志要接见我们。不一会，小车把我们送到了省革委。 李德生同志见了我们，我们当面呈交了随身所带的那份文件。李德生同志看了一眼，接着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这样：）──中央决定将科大下放安徽，原来 考虑放在安庆，现在看来不一定合适，可以放在合肥，那个师范大学的校址不是空着吧？有些人闹事，把他们先放下去劳动，可以分若干个点，劳动一段时间，具体情况可以和省革委会文教组研究一下。接见时间不超过十分钟，接着李德生同志就去开会了。 大概是第二天，我和尚可等人向省革委文教组负责同志汇报了科大的详细情况（包括专业设置、人员等），并在一起研究决定将科大师生分别下放到农场、马鞍山、芜湖、铜陵等地。当时的意图是： ⑴科大大批人马下到安庆，事先无准备，吃住都发生困难，分散下去，临时解决一下困难； ⑵尽可能地在安排下放时，照顾一下专业的特点； ⑶暂时分散下去，把科大力量分散一下，以免他们进一步闹事。在李德生同志接见我们时，明确指出，下来先进行劳动锻炼，然后再谈办学的问题。 大约是我们到达合肥后的第三天，在省革委会有关同志的陪同下，我们一行到了安庆，并在安庆召开了科大师生大会，宣布了将科大移交给地方的有关决定，并针对科大师生的对立情绪，向他们施加了最大压力。在大会上，我们特别按照刘西尧的意图，传达了有关清查“五·一六”问题的讲话等，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未起到作用。 然后，我们一行直接由安庆经南京返回了北京。 据我记忆，在合肥可能还给刘西尧打过一次电话，是由刘西尧本人接的，尚可给打的，讲些什么，尚可清楚。 七、在我们去科大之前，刘西尧尚有这样的交待：要办理好移交手续，搞彻底，不留尾巴。另外，还授意对带头闹事的人要通过省革委采取一些组织措施等内容，细节记不清楚了。 如此可见，中国科技大学师生原先曾主动到南宁去挂钩，后来被科学院安置到安庆，中国科技大学个别师生和中国科学院领导对待迁移校址问题上产生分歧，并形成对立局面。安庆当时集全市之力接收、欢迎落魄的中国科技大学迁皖时，笔者现在看来当时李德生并非真心想把中国科技大学放在安庆，很明显李德生希望把划归安徽省的中国科技大学，落户安徽新省会合肥。
因此，中国科技大学仅仅十多名学生到合肥火车站上访中国科学院领导，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就将中国科技大学迁校物资扣留暂存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落户安庆，既然先有北京及李先念的指示，那安徽省必须照上级指示办理；为了将中国科技大学留在合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拒将科大李从珠等人先前考察的国立安徽大学校址提供给中国科技大学。
而安庆市为了欢迎中国科技大学迁移安庆，只能将归属安庆市区占地最大的单位安庆马山党校让出来，尽可能迎接中国科技大学驻皖。实际上安庆是中国科技大学师生、中国科学院领导及安徽省革委会之间的一件牺牲品，是他们将中国科技大学过渡改造的一块跳板。 原来是这么个回事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