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场的送礼规则
大清的官场是极富“人情味”的，身处其中的每位大人，都有多得应酬不过来的“师长”、朋友。对平头百姓而言，他乡逢故知，乃人生一大快事，然而，对清代的官大人们来说，每遇逢年过节或是“跑部进京”，走访一番师长朋友，恐怕倒是一件苦不堪言，郁闷不已的差使，虽然脸上一定要强颜欢笑，肚里却没法儿不满腹苦水又无处倾泻。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先看看外地官员进京主要做些什么。
光绪年间曾任吏部主事(相当于中组部或人事部的处长)的何刚德，在他的回忆录性质笔记《春明梦录》中对晚清官场情状秉笔直书，做了大量一手记录。
外官(地方官)的荣辱浮沉，都掌握在京官手里，因此，外官不得不跟京官搞好关系。外官在京城的交往圈，主要由三种关系构成：第一是“座师”，也就是在考秀才、举人、进士时录取自己的考官。乾隆之后科举考试的考官一律由翰林出身的京官出任，因此，对科甲出身的外官来说，恩师多年为官可能已经位居要津了，所以师生关系是官场提拔、推荐的指望。第二种关系是“同年”或同乡。同乡不需特别解释，“同年”是指那些考取秀才、举人、进士时名字跟自己写在同一张榜上的人，意思就是跟自己在同一年同一科获“举”的哥们。每科新录取的举人，都要一起暴撮一顿“鹿鸣宴”，而新登第的进士，则享受“琼林宴”，这可都是财政公款掏钱请客的，大家一起吃了这顿饭，就算是一辈子的哥们了，“同年”是官场上最“铁”的关系，科甲出身的官员，一般都有几百个“同年”。第三种关系，是外官所任职省份的京官，清代地方官不许在籍贯所在的本省任职，只许到外省为官，所以，那些从自己任职省份出来的京官也得打点好，他们通过官场上同乡、同年关系对家乡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外官进京述职或京官外放为地方官，都要给交往圈送一遍礼，送礼的名目繁多，仅常规项目就有冰敬、炭敬、别敬、团拜等。
“冰敬”意思是孝敬夏天买冰消暑的钱，“炭敬”意思是冬天烧炭的取暖费，“别敬”是离别京城时的“分手礼”，此外，逢春节、端午、中秋三节另有“水礼”，同乡、同年还有“团拜”名目，大概意思就是每年新春“团体拜年”。
冰敬、炭敬、别敬馈赠的范围不同，“技术含量”也相当高。
根据何刚德记载，道咸以前，外官馈赠京官，冬天炭敬，夏天冰敬，三节水礼，出京别敬等等礼数是齐备的。但同光以来，冰敬则惟军机大臣有之，大概因为那时候没冰箱，夏天冰比较贵，其余的只有炭敬。炭敬数目自八两起，最多一般是三百两。军机大臣按例为三百两，其余按官阶大小、奉托重轻、交情厚薄多少不等。后来则渐渐只论官阶不论交情了。
“炭敬”比较正式，都要用一个漂亮的信封，里面装上银票。信封上不直接写礼金数目，而是要变着法儿的拐弯兜圈子把数目暗示出来，技术含量就体现这里——
最常见的是写“梅花诗八韵”，意味着内有银票八两。
若写“《四十贤人传》一部”，当然就是四十两。还有一种写法是“强仕”，语出《礼记》：“四十强而仕”，弄得像谜语一样，显然这更高明一些，因此更大的数目都用这种写法。
“大衍”，五十两，语出《周易》：“大衍之数五十”。
“耳顺”：六十两，《论语》：“六十而耳顺”。
“百寿图”一轴、两轴、三轴……当然就是一百两、二百两、三百两……
“双柏图一座”，二百两。
“秦关一座”，一百二十两，寓意“函谷关高一百二十丈”。
“毛诗一部”，三百两，因为《诗经》的权威注本出自汉代毛亨，而《诗经》有三百零五首诗。
超过三百两的，就属于非常之赠了，据说如果座师是军机而学生已位至督抚的，炭敬要送“孟津一渡”，含义：八百诸侯渡孟津伐纣。
信封上写“谜语”这个送礼模式是固定的，但是谜语本身并不固定，而是送礼者自出机杼，各炫其技，万一收礼者猜谜水平不高，就会闹出笑话。
“涛贝勒”载涛是醇亲王奕譞的七子，光绪皇帝的亲弟弟，光绪末叶权势熏天，执掌兵权。此人爱好京剧，而且是个一等一的票友，据说擅长猴戏，能饰演孙悟空，于诗书上却“未尝讲求”。一次，有客造访，晤谈之后，给涛贝勒桌上留下纸袋一个，上写“千佛名经一部”，里面看上去厚厚的一大摞。涛贝勒没有打开看也没收起来，及至别的客人来访，竟把那个纸袋拿起来招摇，说：“今天有人送我佛经一部”，然后打开一看，蓦然发现里面并无佛经，而是银票一千两！传为一时笑柄。
别敬则不那么正式，数量较小，而且往往直接送现银。地方大员到京，除朝贵外，同乡同年，及服官省份之京官，都要遍送，通常不过十两而已，最低的竟有六两的。虽然价不高，但是由于要打点的人数甚多，外官也普遍感到不堪重负。
《道咸以来宦海见闻录》作者张集馨翰林出身，道咸间沉浮宦海三十年，先后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直至同治四年六十六岁时被劾革职，可谓尽阅官场百态。张集馨在书中自叙，他多次外任大吏，每次“出京留别”(送别敬)，都花钱甚多。任陕西粮道出京前留别一万七千余两，任四川臬司留别一万三四千两，任贵州藩司留别一万一千余两，调任河南藩司留别一万二三千两。为了应付如此开销，张集馨甚至需要借债送礼。
即便对大清有再造之功的曾国藩，也免不了给人送礼。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一封信中，说到他曾给三江两湖五省的京官送过一万四千余两别敬。
京官为什么要收如此名目繁多的礼呢？
显见的直接原因是官员的正式俸禄甚低。清代最高级别官员——正一品的内阁大学士(大约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俸禄为春秋两季发放，每季俸银180两。全年平均，相当于月薪30两，折合人民币6000－8000元的样子。递减至七品翰林院编修，每季只有45两。六部的主事(约相当于现在中央机关的处级干部)则更低。如此低的正俸应付日常生活开销都捉襟见肘，更遑论官场上的应酬了，不收礼如何生存？
那外官的银子是怎么来的呢？
外官的法定收入，除正俸外另有养廉银。东部和中部地区省份的总督、巡抚这样的“省级领导干部”为每年一万至两万两，“西部地区”为两万数千两，1907新设的东三省总督、巡抚则有三万两。布政使(约相当于主管财政和民政的常务副省长，简称“藩司”或“藩”)、按察使(约相当于省政法委书记，简称“臬台”或“臬”)为一万两，知府三千两，县令一千二百两。
当然这些都只是就国库支出而言。除国库支出外，藩司、粮道(省财政厅长兼税务局长)、知府有税收权，他们拥有合法小金库曰“公费”，实际上就是国库定额税粮之外允许他们以“办公费用”名义合法浮收一部分。这笔钱的多寡视官员搜刮能力而定，少的一年数千两，多的达十万两以上，办公费用皆由此出，其中也包括幕僚的工资。因为国家财政拨款中并无办公费用一说。而总督、巡抚则有关税、盐务津贴，也就是浮收的关税、盐税。
而即使国家的正式税收部分，也会被经手官员打主意，扣留迟交一两个月，放在票号里吃利息。
于是，清代的官场生态图景，就呈现出这样一副画面：朝廷只发给京官少得甚至无法为生的俸禄，于是京官不得不倚仗权势向外官索贿，外官担负为国收税之职，但收上来的钱却只有一小部分是上交国库的，大部分(浮收)是用来给京官行贿的，而只所以必须给京官行贿，是因为国库的钱太少，只能给京官发少得不足以为生的正俸……
可见，清代官场制度化贪墨的深层原因，还在于财政制度。传统社会的财政，其实是一个糊涂的“养人财政”，基于对天下田亩总数和亩产量的粗略估算，乘以税率，算出一个税收总量，再摊派给地方官作为任务。而设立官职的主要理由，是维持统治，没有“公共服务”的考虑在内。至于国家的税收能够负担多少官员，拨给官员的经费是否够花，财政款项应该如何进行合理分配……并无明确预算，实际上也不存在“财政预算”的思想和合理预算的会计工具。
而现代社会的财政要义在于公共财政和复式预算。“公共财政”的概念产生于英国，其核心含义是“国王的财政和公共的财政要分开”，公共财政是用于提供公共物品，为公共服务的，而不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而“复式预算”是用于保证公共财政效率的，其要义在于：在花钱之前，先算计清楚每一笔税以什么理由收，收多少，用在什么方面，专款专用，不许多花也不许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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