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与数学家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有着放浪的一生，他总是习惯在“贵妇人的客厅里寻觅灵感”。不过，在自己的遗作里，这个晚景凄凉的“现代主义文学之父”写道：“几乎所有灾难的发生，都是由于我们没有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屋子里。” 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的原作者，是比波德莱尔早生了一个多世纪的帕斯卡。这个法国数学家终日埋头于实验室与计算本中，他为人类留下了这样一笔丰厚遗产——帕斯卡定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水银气压计等。波德莱尔口中这句充满了忏悔意味的话语，却是帕斯卡一生秉持的座右铭。帕斯卡代表着许多数学家身上的一种共同气质——他们习惯于远离世事，默默工作，不像艺术家和诗人那样“好出风头”、“惹是生非”。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纵观人类历史，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数学家们似乎很容易赢得政治家们的信任和友谊。
在波斯古国，几乎每一位出类拔萃的数学家，都得到了君王的庇护和赞助，这已经成了一种传统。其中最为著名的故事，是11世纪的苏丹马克沙利邀请数学家海亚姆到首都伊斯法罕，修建天文台与主持历法工作，海亚姆为天文台奉献了一生大部分时光。数年前，这段传奇还被好莱坞拍成了电影。
在此后两百多年的中国，元世祖忽必烈刚刚创建了一个辽阔的帝国。不过，他召见次数最多的，却是一个叫做李治的数学家。这个初来乍到的统治者，想要授予李治很高的官职，借以笼络知识分子，但李治却辞官不受，前往偏僻的封龙山讲学，并终老于此。
在近代的欧洲，开明君主和政治家对数学家极为友好。比如，发明了微积分的牛顿，很早就代表大学进入议会，后来又被女王安妮亲自授予爵位，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数学家。可是牛顿对政治毫无兴趣，他在议会的唯一发言记录，只是要求打开窗子。
我们可以说出许多国王与数学家交往的故事。这些数学家，尽管已是最为接近权力中心的人，但他们并未为此动心，依旧默默地坚守着独立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人们也因此更加尊敬他们。
所以，当牛顿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300周年之际，英国学者威斯特福尔为此事撰写了一篇文章，他意味深长地写道：“我们从不纪念某某文官的300周年诞辰。”
的确，虽然政治家在任时声名显赫，但卸职或死后，很容易被人们遗忘。而有些数学家之所以具有广泛持久的魅力，原因只在于数学本身。
然而，数学家也是人，他们也免不了有七情六欲、私心杂念。在历史上，也不乏喜欢参与和从事政治活动的数学家，只是，他们的结局却更加意味深长。
例如，古希腊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和他的门徒就热衷于此道。他们曾在亚平宁半岛南端的克罗托内结社，并与贵族党派联盟，随后，毕达哥拉斯被民主党派驱逐，他逃到附近的城邦，不久后（公元前497年）便被政敌杀死。而能够让后世记住他的，并不是他的政治主张，而是他发现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
更有甚者，美国的第20任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却因为数学青史留名。他虽然政绩平平，并且在任上惨遭暗杀，但在学生时代，他就显示出对数学的浓厚兴趣与卓越才能。1876年，他在国会听议员们讨论问题时，突然想出了毕达哥拉斯定理的一个非常简洁的证明。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詹姆斯·加菲尔德的青铜雕像被安置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前，在那一圈白色的大理石的台阶四周，并没有其他人物与他分享这份殊荣。
文章的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帕斯卡的一段话语里。这个体弱多病，仅活了39岁的数学家，在自己的《思想录》里，为“伟大”划分出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一，是事物的伟大，如太空、星辰、国王、富人、首领……其二，是精神的伟大，如阿基米德、牛顿、高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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