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秀小孩 发表于 2013-6-28 05:35:14

祭伟人--陈独秀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逝世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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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晚年孤苦落寞 长子惨遭反动派分尸投江

20世纪的中国,有一位至今看来仍令人唏嘘的人物——陈独秀。他一生狂浪,风流倜傥。青年时考秀才,去日本留洋;中年时创办《新青年》,执教北大;在风气大变、狂士辈出的民国初期,他号令“新文化运动”,将中国拉进了现代的大门。而当他发现自己的力量不能施展,文化救国的方略不得实现,就干脆去创办政党……其行为之奇特,非今天的文人所能企及。章士钊称他是“不羁之马”,鲁迅说他是门口竖着的大旗,可是,他似乎注定是个反叛者,斗转星移之间,成了世人眼中的机会主义者、投降派、叛徒,关于他落寞的后半生,很多人不得而知,只知道他似乎寂寞地死在了异乡。

“过去的,就都让它过去吧。”陈独秀孙女陈长璞忘不了父亲陈松年对她说的话,“爷爷的事情不能碰。”

陈长璞在安徽省安庆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工作,是陈独秀三子陈松年的小女儿。已近花甲之年的她快人快语,颇有祖风。谈起家族往事,陈长璞极为谨慎,因为陈家吃的苦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完的。在她看来,“家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悲壮史”。



靠 “狗屁不通”的文章成才

早在1926年,陈独秀的湖南好友章士钊就曾送他几句话:“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意思是说,陈独秀像匹不受羁绊的野马,不陡峻的坡不爬,回头之草不吃,最后一口气没了,路也走不通了,也会像普通的马一样倒地死去。这个描述恰恰成了陈独秀一生的写照。陈长璞虽然没有见过祖父,但从得知他的名字起,就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试图深入地了解祖父。在她看来,祖父性格的形成及日后的作为,与他童年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1879年10月9日,大清光绪五年,陈独秀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城北。说起祖父陈独秀的出生地,陈长璞十分感慨,当年陈家老屋是当地有名的大洋房,有五进三个天井,宅前宅后都有花园,大门楼就有一丈多宽,俨然一派官僚地主的气势。如今,陈家老屋早被拆毁,老屋遗址归属当地的自来水厂,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篮球场,原址上竖立着一块碑,说这是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家的旧址,并没有提到陈独秀。

当然,陈独秀也没有把自己当作大户人家的子弟来看。在自传第一章他便自嘲说,自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出生于一个小户人家。其实,陈家乃书香门第,12代鸿儒,却没出过一个大官,没出过一个举人,到他父亲这一代仍是屡试不中。后来,父亲只好到苏州一个将军家当了家庭教师,在陈独秀3岁时,父亲就病逝了。

19世纪末的中国,科举仍是寻常人家为孩子设计的最好出路。到了陈独秀这一代,陈家人丁并不兴旺。父亲去世后,他和哥哥庆元作为家里下一代仅有的两个男丁,被过继给了四叔陈昔凡,陈家上下对陈独秀寄予的希望可想而知。陈独秀的祖父十分严厉,人称“白胡子爷爷”,他把希望全寄托在这个小孙子身上,恨不得他几日就能熟读四书五经。可陈独秀从小性格叛逆,不喜读书,更不喜作八股文。因此,他总是挨打,背不出书就挨板子。不过,不论怎么被狠打,陈独秀就是不哭,气得“白胡子爷爷”连板子都扔飞了。

在陈独秀的回忆里,爷爷的板子没有让他流过一滴眼泪,而奏效的却是母亲的哭泣。为了能让陈独秀光耀门楣,母亲安排哥哥督促他读书学习。哥哥特意选来行文活泼的《昭明文选》等给他看,陈独秀越看越起劲,后来还称“自己成了选学妖孽了”。

17岁那年,陈独秀参加了当年的院试。老师出了一个很奇怪的题目:“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它来自《孟子》梁惠王里边的两句话,出题的人把前后两句各截取了一半连在一起,陈独秀一看这乱七八糟的题目,狗屁不通,也索性用狗屁不通的文章来对付。他把《昭明文选》和《康熙字典》上的关于鸟兽虫鱼草木的难字、怪字和荒谬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句不接下句、牛头不对马嘴,写了一篇长文交给考官。考官一看就蒙了,上下打量陈独秀,问他的年龄,嘱咐他好好上学。陈独秀以为考砸了,回来便向哥哥和母亲认错。谁知,结果竟然得了第一名,中了秀才,村里一下子轰动了。



一个备受打击的文人

成名之后,陈独秀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包办婚姻。当时他十七八岁,不知道婚姻是怎么回事,由叔叔和母亲做主,稀里糊涂地跟一位叫高晓岚的女人结了婚。遗憾的是,就像鲁迅、孙中山的原配一样,她是个旧式女子,文盲,希望自己的丈夫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本本分分过日子,特别是不要去造反,不要参加“乱党”。陈独秀恰恰相反,后来一辈子造反、冒险,所以两人在一起时常不说话,一说话就吵架。婚后一年,陈独秀长子陈延年出生,那时,戊戌变法正如火如荼,新学盛行,他看《时务报》,宣传新学,后来干脆在安庆搞了个代销处,卖起了进步刊物。不久,他作出留学日本的重大决定。

1901年10月,陈独秀进入东京弘文学堂师范科学习日语。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一批很好的朋友,如苏曼殊、章士钊、章太炎等。1908年,自小教他习字的哥哥庆元在东北因肺病去世,陈独秀悲痛至极,亲自到东北将兄长的灵柩接回安庆。就在这时,家里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给他沉闷的生活带来了生机。

这位女客叫高君曼,名如其人,委婉动人。高君曼和陈独秀的原配夫人是同父异母的姊妹,她活泼开朗,思想开放,是个新式学生,很欣赏姐夫的造反精神。陈独秀和高君曼一见如故,他和胡适最大的不同是,陈独秀不是旧道德中的楷模,他是要造反的,不管周围人怎么看,他领着高君曼私奔了。

1909年私奔后,高君曼随陈独秀享受过短暂的安宁、温馨以及革命胜利带来的荣耀,但最终以失败、逃亡、惊险和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告终。后来,如陈独秀所说,发展到“静待饿死”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不得不离开妻子和孩子,再度前往日本,帮助章士钊操办《甲寅》杂志。1914年11月10日,他在杂志上发表名为《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第一次采用了“独秀”的笔名,那一时期,他以独秀为名,在《甲寅》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这个名字也在国人中日益叫响。不久,高君曼得了肺结核经常咯血,陈独秀不得不回国照料,也就是在回国的船上,他开始酝酿自己创办杂志。

1915年9月15日,16开本的《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第一期问世。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名为《敬告青年》的发刊词,并且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那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手笔,以至于今天,那篇字数不多的发刊词仍然占据了独秀园最显眼的位置。文中,陈独秀提出一个新的价值观,第一条就是自主而非奴隶,要有独立人格,实际上,直到今天,这一价值观也没过时。

陈独秀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岁月,他主办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缔造了一场象征变革的文化运动。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当晚,陈独秀西装革履,向下层露台看电影的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这让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身陷囹圄。那时的陈独秀虽然40岁,人到中年,但连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陈长璞后来感慨,祖父以一个意气风发的文人书生去从事政治,纵于性情,痛快酣畅,不仅不懂得明哲保身,而且也没有领袖“稳坐中军帐”的风度。“五四”的那次入狱,让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很大,据胡适回忆:“动荡的时局牵扯着陈独秀日益增长的政治神经,曾经踌躇满志、打算教育救国的想法在现实中备受打击。”



落寞孤苦的晚年

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独秀被推选为第一任中央局书记。“一大”结束后,陈独秀回到上海,工作之余,他仍在秘密主持《新青年》的编撰工作。由于缺乏政治敏感,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两次被抓进上海巡捕房,后被共产国际营救出来。

1927年,蒋介石连续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被浸泡在一片血色之中。此前曾和汪精卫签署联合声明的陈独秀自然遭到了“清算”,来自中共党内和共产国际的严厉攻击如暴风雨般将他包围。最终,陈独秀的种种错误被归结在“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下,他一直戴着这顶帽子走进了坟墓。

陈独秀晚年的落寞境遇,很少有人知晓。从1927年到1928年,他度过了人生中最悲苦的日子。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通缉他,他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开除他党籍,并宣布他为“反革命”,原因是“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那一段,他心中的悲怆和煎熬可想而知。

1930年冬,陈独秀原配夫人高晓岚在安庆去世,一年后,高君曼病逝。陈独秀晚年一直由最后一位妻子潘兰珍陪伴。潘兰珍和陈独秀相识于上海,他们是邻居,潘兰珍小陈独秀30岁,是个临时工,常照顾陈独秀。1932年陈独秀再次被捕,巨幅照片贴得满街都是,潘兰珍这才知道,自家旁边住着位名人。她义无反顾地一路追到南京,以女儿的身份要求探监。后来,陈独秀入狱5年,潘兰珍一直在南京租房照顾他,监狱长得知实情,都对陈独秀羡慕不已。一些朋友更戏称陈独秀猎艳水平很高。

陈独秀后来孤苦伶仃,一直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去过武汉,到过重庆,又到江津,这个过程中,潘兰珍都陪在他身旁。台湾传记文学家郑学稼笔下的晚年陈独秀,几乎是个清贫寒苦的清教徒:“他(陈独秀)阅薛农山信后问我:‘吃过饭没有?’我看方桌上盛好两碗饭,一碗青菜,一碗菜汤。那饭是我从未吃过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样饭菜,实无法下咽,因此撒谎说:‘已吃过了。’”晚年的陈独秀并未放弃著述,他甚至回到“五四”初期的思想,这个绝对不迁就他人的思考者,在他生命之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傲然宣称: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在江津日趋平静的日子里,陈独秀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路。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整风运动如火如荼,陈独秀却一人在偏僻的重庆小山村里,用通信的方式,提出要重新评估列宁以来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但回应他的,只有清苦的现实生活。

陈独秀那时已完全无依无靠,尽管很多人想通过各种方式资助他,但他对不明来历的钱财绝对不碰。据说,陈立夫拿小学读本让他改个字,稿费5000块,他不改。张国焘也带来国民党给他的钱,他不要。戴笠、胡宗南也曾先后去看他,算是代表蒋介石,一来看看他的动静,二来也是想听听他对世界大战的看法,同时也想寻机利用,但都无果而终。

在这段年月中,潘兰珍给了陈独秀意想不到的平静。1942年,几次昏倒的陈独秀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嘱咐潘兰珍趁着年轻找个工作,遇到合适的人再嫁一次,“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必自立”。潘兰珍哭着在一旁点头。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当时的《时事新报》、《新民报》发布这一消息后,评论他的晚年说:“他究竟是一个较有操守者,因为我们还得到他‘身后萧条’的消息。”



历经风雨的陈家后代

说起陈家后代的命运,陈长璞唏嘘不已。陈独秀共有7个子女,高晓岚生了4个: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玉莹;高君曼生下了3个:陈光美、陈子美、陈哲民(又名陈鹤年)。

大革命失败后,陈家3名子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相继去世。1924年,陈独秀长子陈延年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区委书记,与周恩来一同工作。陈延年一生未婚,总是说忙。他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夜以继日地处理大量工作。他还为自己规定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的“六不”原则。1927年6 月,陈延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抓捕,敌人喝令他跪下,他毫不理会。最终,刽子手残忍地一拥而上,乱刀将他杀害分尸,投入黄浦江中。陈延年死后一年,陈乔年也被捕,后来和哥哥在同一地点被杀害。两位儿子相继去世的消息,远在安庆老家的高晓岚并不知晓。她派长女陈玉莹去沪打听。得知哥哥和弟弟都已牺牲,陈玉莹伤心过度,一病不起,同一年病死于上海。3位子女相继离开,作为父亲的陈独秀,其悲伤的心情不言而喻。陈乔年本育有一子,可惜夭折。陈长璞的父亲是陈松年,据她介绍,新中国成立后,陈松年一家居住在安庆,处境很艰难,几乎到了衣食无着的地步。1953年,上级领导得知陈松年的境况,把他安排在一家工厂当统计员,生活上给予了一定的照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松年成为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后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上世纪90年代初病逝于合肥。

高君曼所生子女中,陈光美后隐居四川,由于历史原因,直到去世也未承认自己是陈独秀之子。陈子美“文革”时与两个儿子偷渡香港,后又转往加拿大,最终落脚美国。1997年,泰国中文《世界日报》刊登一则来自美国的报道,标题为:中共创党人陈独秀之女在美遭儿子弃养。报道称:陈独秀87岁的小女儿陈子美,孤身一人,住在市内一家老年公寓。从1993年至今累计欠款约1.4万美元。因无法交付管理费,她面临被逐出公寓的困境,万般无奈下,才被迫透露了自己的身世。经媒体披露后,在纽约热心人士和中华海外联谊会的帮助下,她才摆脱了困境。2004年2月25日,陈子美突然发病被送到医院,此间无任何亲人看望,她心境非常凄凉。4月14日,94岁的陈子美终于走完了她坎坷的人生旅途,客死于美国纽约皇后区圣约翰医院。陈鹤年青年时期曾被誉为“北平三大学生领袖之一”,据资料介绍,他后去了香港,改称“陈哲民”,埋头度日,不与外界打交道。2000年,陈鹤年在香港去世,家人一贯低调,隐姓埋名。

让陈长璞欣慰的是,尽管陈独秀一生淡泊,贫病交加客死异乡,但终究算是魂归故里了。1947年6月,在陈独秀逝世5年之后,陈松年遵其遗嘱,将他的灵柩几经周折运回安庆。陈长璞告诉记者,当年,陈独秀的灵柩从四川顺江而下运到安庆江边码头,陈松年将棺木抬到安庆西门外古刹太平寺存放,还雇了朱雅盛等4 名当地村民将其棺木抬到叶家冲,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葬于一处。后来,因为陈家人多年没去扫墓,陈独秀的墓埋没在一片树林和荒草中,土坟因多年没人添土,历经风雨冲刷,只剩下一个小土包。1980年冬,当陈松年去山上寻找陈独秀墓时,怎么也找不到。最终,还是靠着当年为陈独秀抬棺的一位老农,寻着当年的路,才找到了陈独秀的坟。此后,已年近七旬的陈松年,几乎每年都拄着拐杖,步行10余里来到父亲的墓前,祭扫他的亡灵,直到1990年追随父亲而去。陈独秀墓后来得到了多次修葺,其中,第四次大修,是由陈独秀后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邓小平写信,邓小平亲自批示,“对陈独秀墓可作为历史文物加以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修”。之后墓园又得到多次扩建,1994年经国家文物局审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后,陈长璞现在过上了一种平静的生活。沐浴着新时代春风,她常怀念起自己的祖辈。她说:“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经常鼓舞着我,鼓舞着我们陈家的子孙。”(来源:羊城晚报 刘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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