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传奇”系列一：从振风塔到宁古塔(转帖)
振风塔相传是为振兴安庆文风而建，民国初年《怀宁县志》载：“皖城诸山雄峙西北，东南滨江平衍。形家言，须镇以浮屠，青龙昂首，为人文蔚起之兆。明隆庆庚午（1570），安庆知府王宗徐谋於邑绅於惟一、吴宗周，乃建兹塔。”方拱乾从出生到遭流放厄运的60多年间，振风塔下文风昌盛，人才辈出，文人学者数不胜数。 方拱乾听到宁古塔这个名字时，脑海里一定会掠过振风塔的雄姿。北京是他仕途进取、博取功名的地方，而振风塔是故土文脉之根上长出的一棵大树，承载着江南众多读书人包括他自己的理想抱负和人文精神。走向遥远而陌生的宁古塔，他的内心深处会因振风塔的暗示，而激荡起一股振作的力量吗？ 方氏家族是桐城名门望族，方拱乾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7岁能读诗文，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中举人，十年后中进士，开始为官，官庶常，崇祯十三年（1640）授编修，后晋詹事府少詹事。清顺治十一年（1654）起补内翰林院待讲学士，不久升任右少詹事。到此，他的仕途算是很顺利的。 可是，不幸的事发生在顺治十四年（1657）。他的儿子方章钺参加江南闱科举考试中举，被人诬告与主考官方犹“联宗生弊”。第二年定案，主考官方犹、钱开宗等18人处死，方章钺被责打40大板，方拱乾全家遣戍宁古塔。方拱乾只得按期携家人出塞，于顺治十六年（1659）七月抵宁古塔，这时他已经是一个64岁的老人。 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到，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猛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余秋雨在《流放者的土地》一文中写道：“‘宁古塔’这三个字成了全国官员心底最不吉利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终身性的联结，就像堕入一个漆黑的深渊，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金銮殿离这里很远又很近，因此这三个字常常悄悄地潜入高枕锦衾间的噩梦，把那么多的人吓出一身身冷汗。” 方拱乾抵达山海关时，写下一首《出塞送春归》：“出塞送春归，心伤故国非。花应迷海气，雪尚恋征衣。时序有还复，天心何忤违。攀条对杨柳，不独惜芳菲。” “时序有还复”，说明他还没有完全绝望。可是离宁古塔越近，他的心境染上了浓浓的乡愁，“市朝兴废寻常事，迁客何须问故乡”（《中后所城楼》）。生命时空里，那座屹立于长江之滨的振风塔连接了他的思绪，进入了他的梦乡？不久，他的内心注满了寒意：“春风不散穷边雪，阳德长嘘北海源。自痛飞霜寒彻骨，逢泉喜得尚名温。（《温泉》） “逢泉喜得尚名温”，是因为感觉到人间再无温情，迟暮之年靠温泉来慰藉心灵。方拱乾的心境渐渐灰暗下来。他在《生日》一诗中写道：“不死头颅私怪天，奉兹严谴始惺然。欲留青海无穷地，令享红尘未了年。岁月岂因殊域异，泡沤不受老僧怜。孩心对酒开涓滴，醉舞还同赤子颜。” 方拱乾抵达宁古塔后，在不长的时间内即写下杂诗百首，只有靠写诗，来支撑自己的内心，使之应对严酷的环境。“已拼死道路，仍作里閈人。历险知天厚，偷生赖土淳。鸿伤无足慕，龙老不劳驯。翻笑桃源叟，多方苦避秦。”“心死身偏寿，形卑道更尊。”“不知何处去，敢问几时归？伤重弓应贳，芦高食不肥。上林亦险地，系足且依违。”“古今遭逢不一境，花坠华茵溷坠井。勿问天年谁不才，木生有幸有不幸。”…… 三年后，因族人出巨资认修京师前门城楼，方拱乾及其全家被赎回。他得到召还的消息时，正在为自己的《何陋居集》（收入诗赋951首）写序，不由得百感交集，回顾起宁古塔三年生死寒苦的人生历程：“……从未有六十六岁之老人率全家数十口颠连于万里无人之境犹得生入玉门者。咄咄怪事！”他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艰辛三载事，悲喜一言无”（《十月十八日得召还信》）。以莫须有之罪流徙绝域，死里逃生，难道是喜事么？可谓非悲非喜、亦悲亦喜、不能悲不能喜啊！ 方拱乾于当年冬月初启程南归，第二年正月到北京。此时的北京，在他眼里已大不同于数年前那么可亲可爱。他选择南下，寓居淮阴，后又改寓扬州。南归后，方拱乾没有俸禄，只能卖字为生。他为什么不选择回故里桐城呢？害怕塔影会压迫人格自尊？得天下人理解容易，得故乡人理解难啊！老人的晚境虽然凄凉，但他还是能够坚强地活着，从宁古塔返回江南途中写诗590首（后辑为《苏庵集》），还写下了《宁古塔志》（又名《绝域纪略》）。多年后他的重孙方式济著有《龙沙纪略》一书。这两部《纪略》为后人研究黑龙江、宁古塔的风土人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康熙六年（1667），方拱乾在贫病中去世。47年后，不幸再次降临到方家。康熙五十二年（1713）因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多处引用方拱乾之子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一书中的内容，清廷借此大兴文字狱。方孝标虽然已死多年仍被开棺戮尸，其子方登峄（方拱乾之孙）、方云旅，其孙方式济（方拱乾的重孙）等被流放至齐齐哈尔。 当年方孝标随父亲方拱乾流放宁古塔时，已经42岁。得释后，他先是陪父亲寓居扬州讨生活，后来去云南访亲探友。吴三桂得知方孝标很有才华，便将他强制留在属下为官。方孝标根据在滇、黔时所闻所见，写下《滇黔纪闻》一书。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它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很大的麻烦。 方孝标是一位倾向改革的学者。当时学界对王安石的评价，否定多于肯定，甚至认为靖康年（北宋灭亡）和建炎年（南宋初）国家的祸乱都是根源于王安石的变法所为，其奸恶超过章惇和蔡京。方孝标说：“此曲士之论也！”批评王安石的人认为，祖宗的法度不应当改变。方孝标认为祖宗的法度如果好，确实不该改变。可是宋代的祖宗与夏商周三代的君主相比如何呢？即使是夏商周三代的法度，也不能没有弊病，夏代讲诚信，商代变为重质朴，周代再变为尚礼仪。三代政治也有变化，宋代的祖宗难道会有万世不变法度吗？况且在宋仁宗庆历年之初，杜衍、范仲淹等先辈已经提到应该改变的地方了。在此以后又过了几十年，弊病一定比杜范那时更严重了。 曾经有人试图考证《红楼梦》上的大观园是方孝标后来在金陵所居的“依园”，那里“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好了歌》）考证者认为，大观园不过是放大了的依园。方孝标自崇祯七年（1634）桐城民变时随家人迁居金陵，晚年又生活在金陵，而《红楼梦》就是他在依园中写的以金陵这个石头城为背景的故事……这种说法，没成定论。 孝方标有诗感叹：“此生何意有归舟，风雨江山涕泪收。蓬径特缘求仲扫，剡溪应为戴逵留。百年摇落甘三己，五岳踟蹰拟《四愁》。人世几回堪聚散，肯教离别易沧洲。”他没有想到家乡的振风塔，再次成为流放者身后沉重的背景。 方拱乾死后47年来，安庆的文风更加昌盛了，桐城走出了无数的人才。方拱乾曾经悟到“累人原血肉，误我是文章”（《宁古塔杂诗》），可是他的子孙仍在被文章所误。 对于家庭来说，方家几代人的一误再误，所带来的是不幸与磨难，而对于历史，带来的却是创造和贡献，如章太炎所说：“初，开原、铁岭以外皆胡地也，无读书识字者。宁古塔人知书，由孝标后裔谪戍者开之。” 方孝标之子方登峄，想到祖父方拱乾曾被流放至宁古塔，而今他又被流放，不由得百感交集，写了一首凄苦无奈的诗：“五十年前罹祸日，征车行后我生时。岂知今日投荒眼，又读先生出塞诗。”方登峄自1713年流戍，到1728年卒于戍所，共15年时间，“冬无裘帛，或阅日不举火，洒然忘身之在难”。苦难中的学者，挺着脊梁，坚持耕种为食和写作自励。他的诗，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反映出清朝前期黑龙江的历史面貌。 方登峄身上有一种可贵的乐观精神，面对八月就落雪的塞外，他“抱此饥寒骨，领受天意活”了。（《八月十八日雪》）；他有过痛苦和忧郁，但更多的是对边塞壮丽的风光的欣赏，对奇异的民俗生活的关注。“种种看从难后轻，惊涛旧梦怵纵横”，“灯火妻孥谈往事，茶瓜兄弟话余生”。（《至卜奎城茸屋落成率赋十首》）有人认为，方登峄的诗，极大地充实了由正史、实录等文献构筑的东北史的框架，进而把边塞诗推向了一个高峰。 可能是方登峄的精神影响了下一代，他的儿子方式济。方式济在风雪中上山打柴，常常两手破裂出血，但在父亲面前总是谈笑自若。方式济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有着浓厚的兴趣，一边查阅大量资料，一边跋山涉水，实地考察，详细记述了东北边陲的山川、民族分布、物产、资源和历史沿革等，写成《龙沙纪略》一书。该书为清代名志，收入《四库全书》。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方式济病逝时，“边人如痛亲戚”，说明流放者的身份已经被人们淡忘，方家和当地百姓结下了深厚情谊。 从方学渐“以布衣振风教”，奠定家学基础，到方拱乾及其儿孙流徙宁古塔，不因家族遭遇挫折影响世家之风，百多年间的文脉传承，学统精神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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